结语:定居者意识形态中的帝国与乌托邦
由于《独立宣言》,美国定居者最终无可挽回地投身于这项事业,即用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取代英国的臣民身份。对于定居者来说,帝国中心已逐渐代表旧世界的堕落做法,这种做法在帝国征服的驱动下已经摧毁了政治经济自治。议会君主制被认为是建立在隶属基础之上并将自由公民沦为受国家监护的人。然而,如果英帝国主义与共和主义自由不相容,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帝国应该被抵制。不同于原住民或奴隶,定居者是帝国中心的化身,因此不可避免地与帝国事业捆绑在一起。就像J.G.A.波科克(J.G.A.Pocock)所写的那样:
然而,对美国人来说,他们发现在帝国主义的征服中存在明显的悖论。这些征服虽然在反对外国和原住民敌人时为他们提供了安全,但是现在却使他们面临其自身政府堕落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形中,共和主义以及恺撒式的词藻被恰如其分地使用。然而,在他们自己眼中,美国人难道不是组成了一个正在扩展的帝国的殖民体系……? 179
对于定居者来说,帝国事实上是为自由服务的,它为集体自由中一个新的社会实验提供了根本基础。通过扩大对领土的控制,定居者开垦土地、勤劳地利用土地,从而使每个公民有机会找到经济上的自足和道德上的自负。就像波科克指出的那样,可以把帝国适当想象为解放性质的:“罗马人民曾在以权力驾驭其他民族的意义上施行过绝对统治 (imperium ),他们通过施行马基雅维利式的德行 (virtu),而将其建成为马基雅维利式的‘扩张共同体'。” 180 这种版本的帝国主义与英帝国中心所追求的帝国主义的区别,乃是一种具体的领土关系。对于王权来说,帝国等于控制一个地方并对其进行经济勒索;而对于美洲殖民者来说,帝国则是共和主义公民道德发展的基础。扩张保证了土地分配的扩散,从而推动建立在独立产权和共同政治决策基础之上的平等主义定居者社会的发展。
1775年和1776年大陆会议领导入侵加拿大的两次企图都不成功,这两次失败强调了帝国对定居者意识形态的持续重要性。按照负责第一次入侵的军官斯凯勒将军(General Schuyler)的观点:
大陆会议仅有的观点是恢复他们的那些权利,因为那是英帝国每个臣民有权享有的,无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宗教观点。而在履行这些事实的时候,他们得到了最明确的指令,要珍爱每一个加拿大人,珍爱每一位自由事业朋友,并郑重地保护他们的财产。 181
隐藏在斯凯勒彬彬有礼的言辞以及1774年大陆会议发出的《对魁北克居民的呼吁》(Appeal to the Inhabitants of Quebec ) 182背后的,乃是定居者对这一事实的承诺,即让英国的北美帝国回到长期统治它的实际现状。恢复权利意味着重新引入英国法律和政治制度,因而确保英裔新教定居者政治上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外,入侵虽然被看作获取原住民土地的关键手段,但因1763年《皇家声明》和加拿大扩张而遭到拒绝。在某种意义上,定居者拒绝的并非扩张的需要,而是新出现的帝国中心观点——这样的扩张不应主要由英裔殖民者来指挥。就像他们为此已经争取了超过一个世纪一样,定居者争取捍卫他们权力分散且几乎自治的领土征服计划的权利,而殖民者将此视为经济和政治独立的关键。就像富兰克林在《英国考虑有关其殖民地利益及夺取加拿大和瓜达卢普岛》小册子中坚决主张的那样,以及杰斐逊在《英属美国的权利概述》小册子中重申的那样,经由在北美扩建定居点,并允许每个新社区的土地和政府不受集权控制,帝国与自由将相得益彰。
此外,在17世纪,对于许多人来说,由于将千禧年因素注入这一道德计划之中,定居者的这一领土扩张愿景明显带有乌托邦的特点。欧内斯特·李·图弗森(Ernest Lee Tuveson)和内森·哈奇认为,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尤其逐渐把革命斗争看作一系列胜利的组成部分,其始于宗教改革并必将导致上帝统治人间。就像先于他的温思罗普(Winthrop)、科顿(Cotton)和丹福思(Danforth)一样,埃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把美国看作新以色列,把革命看作“自由 在人间胜利”的标记,其中“社会进步将在几个世纪里不断加快……光明从西方的黎明扩散,并且越来越闪亮,直到最完美的那天” 183 。
结果,殖民地激进的新教徒认为,帝国中心的政策和旧世界的堕落与反基督教的图谋沆瀣一气。就像此前讨论过的那样,约翰·亚当斯曾怒斥笼罩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邪恶天主教同盟和专制主义,并断言:“因此,只要这一同盟苟延下去,人们就将处于无知当中。自由,以及同自由一道的知识和美德,似乎已在人间销声匿迹。而黑暗时代接踵而至,直到上帝以其仁慈的天意养育那些开始进行并引导宗教改革的勇士。”亚当斯把定居者社会描述为未来乌托邦的场所,在这里政治和宗教改革的诺言将得以实现,并宣称这一千禧年努力是“在美国殖民的伟大斗争”。根据这样的乌托邦理想,定居者被描绘成了宗教改革的最终继承者;而美国革命者则被描绘为能够创造一个自由而和平的共和国的“上帝的选民”。 184
本质上,激进的新教徒把他们的救赎使命看作要求完全平定暴力,因为唯有在那个时候,社会才会从内外威胁中被解放出来。定居者社会从一开始就有的那种不断的危机感,在美国革命战争期间尤其变得强烈。殖民者认为,他们受到不自由的敌人——原住民、奴隶和天主教徒——的包围,这些人要联合起来摧毁他们的定居者自由,这是一个甚至连杰斐逊都在《独立宣言》中曾指出的事实。作为对殖民地抱怨的内容之一,《独立宣言》争论道:“他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并且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来杀掠我们边疆的居民;而众所周知,印第安人的作战律令是不分男妇老幼,一律格杀勿论的。” 185 对奴隶反叛和原住民进攻的恐惧意味着,为确保自由与和平,必须完全消灭这些敌人,或使之完全屈服。这些必要性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如果不建立帝国,定居者的未来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千禧年的安宁了。扩张不仅为殖民者提供了土地和共和主义自由的可能性,而且还清除了那些损害国内和平的国外威胁。
最终,在与英国的冲突中,美国殖民者重申了殖民地定居者社会的核心内容,并开始阐明共和主义帝国的原因,它将为随后岁月中的美国政治和宪政事业打下基础。这一事业认为,领土扩张可以同一个以共识和民众参与为基础的政府相容。与此同时,这一共和主义定居者帝国将自由看作排他性的理想,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和那些精选的欧洲人才可获得,这些人的传统、土地惯例以及宗教使之尤其适合自治。这样的排他性预先假定,定居者的安全及其更多宏伟的乌托邦和平梦想,要求内外敌人的屈从,他们威胁到英裔的社会和政治至上地位。因此,自由与支配被捆在了一起,在新独立的殖民地内部产生了所谓的政治上的二元性。就内部而言,定居者社会是以法律和政治局限性为基础的;而外部环境则是以冲突为基础的。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英裔定居者对英国统治的反抗提出了帝国与自由之间相容性的尖锐问题,而且是一直以来美国政治事业努力要回答的问题。就其最高尚的一面而言,英国的全球帝国观是以宽容和这样一种信念为前提条件的,即无论族裔或宗教,国王有责任保护每位皇家臣民的权利。无论是受到基本安全、对征服的渴望或者正义观念的驱使,这一文化上的包容性理想完全改变了18世纪英国绝对统治的框架,因而威胁到英裔定居者的社会和政治支配地位。然而,这一修改过的帝国理想也损害了所有人的自治;它损害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自由不仅只是消除直接强制,而是一种经济、政治和精神独立的道德条件。在拒绝英国的权威时,美洲定居者试图强调这一对自由的更高理想,并相信他们可以通过重申先前的帝国现状来这样做。他们设想,掌握在共和主义定居者手中的帝国,经由分散化的控制权和当地自治,将使得扩张与自由成为同义词。他们还设想,这样的自由必定是排他性的。对定居者来说,18世纪农业生产中强迫劳动的普遍盛行,以及时时存在的原住民威胁,突出了共和主义包容的内在局限性。
然而,随着新定居者帝国的出现,它遭遇到曾困扰英国绝对统治的同样一个问题:扩张中的帝国真的不需要集权统治吗?而这种集权对自治的可能性意味着什么?经济和政治自由能够普及超过拥有土地的定居者以外的更大人群吗?当面对产业雇佣劳动的兴起和农业生产的衰弱时,这一理想会发生什么?定居者殖民化与海外征服相容吗?而如果不相容的话,这样的征服合法吗?与其他政治共同体相比,美洲殖民者及其后裔被迫更多地在现当代应对共和主义自由的命运问题,以及自由与帝国是否曾经相一致的问题。这种努力带来了日益广阔的共和主义及其解放的可能性的愿景。但就像本书第二章所强调的那样,这样的可能性必定是一种公民—臣民的二分法关系,因为它不仅假定定居者至上地位的必要性,而且也假定屈从性工作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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