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经济的演变
你会发现,凡是我们起了名字的东西,不是两者的性质,就是两者的结果。
性质指的是,不经毁灭的震撼,无法隔离或去掉的:一如重量之于石头,热之于火焰,湿之于水。可触摸之于一切物质,无形之于虚空。
而诸如奴役、赤贫和财富、自由、战争与和平,它们来来去去,性质总归不变,我们理所当然地倾向于视之为“结果”或“事件”。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一卷,第449~457行
当今世界,一个普通人一年的收入,按实际价值计算,是1800年的10~20倍,至于具体的倍数,看你选择谁做出的估计,也看你对通货膨胀做怎样的修正。也可以这么说,如今的他,能买得起较之于以前10~20倍之多的商品或服务。经济学史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称之为“大丰盛”。她说,这是“经济史的基本事实或主要发现”。事实上,麦克洛斯基还说,自1950年来,在香港这样的地方,生活水平说不定提高了100倍。当然,这要看你怎样衡量钢梁、平板玻璃和医药进步了。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从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它并未表现出放缓的迹象)看,到2100年,普通人的收入有可能达到今天的16倍:用今天的币值来算,这相当于175000美元。2008~2009年的大衰退,在全球范围内只是昙花一现:在这一年里,全球经济缩水不到1%,第二年这一数字就增长了5%。
到目前为止,这种进步的最大受益者是(目前仍然是)普通工人和穷人。正如麦克洛斯基所说,富人固然越来越富有,但“数百万人有了燃气采暖、汽车、天花疫苗接种、室内水管、廉价旅游、妇女权利、更低的儿童死亡率、充足的营养、更高的个头、翻了一倍的预期寿命、报纸、选票、上学的机会和尊重”。全球不平等正在迅速缓解,因为贫穷国家民众的致富速度,比富裕国家更快。修正了通货膨胀之后,1960年,全世界有65%的人每天仅靠1.25美元过活,而今天仅为21%。
说来奇怪,大丰盛的原因竟仍然是个未知数。这就是说,为什么在19世纪初,世界某些地方的收入开始迅速增长,接着又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总是有人预测这种发展趋势会停止,现实却是收入的攀升持续到了今天),相关的理论汗牛充栋。这些理论提出的观点也并不一致。一些人归功于制度,一些人归功于创意,一些人归功于个体,也有一些人认为是因为人们驾驭了能量,还有人认为是纯属走运。不过,有两件事,他们是同意的:没有人规划了此种趋势,也没有人预料到了它。繁荣自然出现,却不是因为人类的政策。它通过非常类似演变的选择性进步形式,从人的互动中不屈不挠地发展出来。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分散现象,通过数百万单独的决策实现,基本上无关统治者的行动。诚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等人认为,英美等国的富裕,正是因为公民推翻了垄断权力的精英,但是分布较广的政治权利,使得政府敢于对公民承担责任,大规模的民众得以利用经济机遇。
人的行动,而非人的设计
大丰盛是一种演变现象。让我们回到处于大丰盛的18世纪末的英国,重访伟大思想家亚当·斯密的演变综论。1776年,斯密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书《国富论》。书中,他支持一种有别于《道德情操论》所述的演变概念。如果上帝不是道德的原因,政府是繁荣的原因吗?
在斯密的时代,贸易是一个受严格监管的行业,国家向股份公司颁布专门的特许状,准许垄断;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也只希望促进某些特定的对外出口;就连职业,也由政府严格限制。在监管和政府干预路基的缝隙之间,个人可以买卖,但显然,没有谁认为这是繁荣的源泉。财富意味着囤积珠宝。
法国的“重农主义者”至少已经开始认为,生产性工作是财富的源泉,而非成堆的黄金。斯密接受了重农学派的领袖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两人于1766年见过面)的设想:重商主义的贸易方向是个错误,政府掠夺贸易的所有收入,用在毁灭性的战争和无益的奢侈品上也是个错误。他们呼吁:
“放手吧,放手吧,让世界自己运转!”奇怪的是,重农学派坚信,只有务农,才是生产性的工作。制造和服务是浪费挥霍。斯密则认为,“土地的年产出和社会的劳动”都算数。今天,我们称之为国内生产总值(GDP)。
故此,更加繁荣的意思,就是变得更具生产性,种植更多的小麦,制造更多的工具,为更多的客户服务。“劳动生产力的最大进步,”斯密指出,“似乎是分工的影响。”如果农民向铁匠供应食物,换取工具,两者的生产力都会提高,因为前者不必停止工作,拼命制造工具;后者不必停止工作,狠命耕地。伴随着交换而来的专业化,是经济繁荣的源泉。
以下是我对斯密主张所做的现代版阐释。首先,商品和服务自愿自发的交换,带来了劳动的分工,人们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情。其次,反过来,这促成了交易各方交换收益的提升,因为每个人都做着最大发挥自己生产力的事情,对自己所选择的任务,有了学习、实践甚至进行机械化的机会。于是,人利用自己的手法和知识并不断加以改进,这是任何专家、统治者都做不到的。再次,贸易带来的收益鼓励更多的专业化,更多的专业化鼓励更多的贸易,实现了良性循环。
生产者的专业程度越强,消费越是多样化:人从自给自足,变成了生产更少的东西、消费更多的东西。最后,专业化必然激励创新,这也是思想交流与结合所推动的合作过程。事实上,大多数创新都来自对现有概念(怎样制造东西、组织东西)的重组。
人们交换得越多,劳动分工得越细,就越是在为彼此工作。他们越是为彼此工作,生活水平就越高。劳动分工带来的结果是陌生人之间建立起了庞大的协作网络,它把潜在的敌人变成了可敬的朋友。白班工人穿的羊毛大衣(斯密说)是“各种劳动者的产物。牧羊的、拣羊毛的、清理梳洗羊毛的、染工、混纺工、织工、编工、漂洗工、成衣工……”花钱买一件大衣,劳动者的财富并未减少。贸易带来的收益是相互的;如若不然,人们不会自愿参与贸易。市场越是开放,越是自由,剥削和掠夺的机会就越少,因为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他们更容易抵挡掠夺者;从竞争对手的角度看,他们削减了掠夺者的超额利润。故此,理想形式的自由市场,是这样一种机制:它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合作网络,提高了彼此的生活水平;它协调了生产;它利用价格机制传递了需求信息。自由市场也是鼓励创新的机制。它是疯狂、自私的个人主义的对立面,虽然许多牧师和其他人似乎把自由市场当成了坏东西。它是市场大众合作的体系。诚然,你要和对手在生产上展开竞争,但你也必须与客户、供应商和同事合作。商业需要信任,也孕育了信任。
不完善的市场好过没有市场
上面的构想,不同意的人并不多;只不过,也很少有人意识到,理想在现实中很难彻底实现。而这就是有关市场的所有分歧所在(牧师除外)。理论很美好,实际上没有用处,大多数头脑清醒的人对市场主体也是这么看的。
故此,问题变成了:贸易是否只在完美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半自由的市场是否好过没有市场?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Easterly)认为,毫无疑问,无形之手并非乌托邦,“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胜任的企业被中庸企业淘汰,中庸企业被优秀企业淘汰,优秀企业被卓越企业淘汰”。浮光掠影地看看经济史就知道,按照商人利益运作的国家或地区并不完美,但它们始终比暴君统治下的国家更繁荣、更和平、更有文化:腓尼基与埃及、雅典与斯巴达、意大利的城邦与查尔斯五世的西班牙、荷兰共和国与路易十四的法国、小店东之国(英格兰)与拿破仑的法国、当代的加利福尼亚州与当代的伊朗、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和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
较之发号施令的政府,自由贸易有着更好的经济成绩和人道主义表现,这一点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而且例子越来越多。就拿瑞典的历史来说吧。与传统看法相反,瑞典走向富裕并不靠实行社会民主的大政府。19世纪60年代,它从封建经济里走出来,强烈奉行亚当·斯密式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国家迅速发展,并在接下来的50年里,孵化出了大批伟大的企业,包括沃尔沃和爱立信(自此以后,这两家公司不断演变出新产品)。到20世纪70年代,瑞典政府大扩张,导致货币贬值、停滞、发展缓慢,并于1992年全面爆发了经济危机。此后,瑞典在世界经济排名表的相对位置迅速下跌。到21世纪初,它减税,实行教育私有化,开放私营医疗行业,进而重新实现发展。
当然,主张自由贸易比政府规划能带来更多的繁荣,并不等于主张废除所有的政府。政府在维持和平、强制规范、帮助有需要者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也并不是说政府应当规划、指导经济活动。同样的道理,贸易固然有着种种的美德,但也并不完美。它鼓励破坏性的浪费挥霍,不光是因为它助长了炫耀性消费信号的传播。
贸易的核心特征在于分散,这也是它与集中规划的区别所在。这里无须中央指导告诉经济需要多少件呢子大衣、多少台手提电脑、多少杯咖啡。事实上,如果有人真的打算这么做,最终只会搞得一团乱,要不就是出现朝鲜那样的局面。只要允许价格自由上下服务,它就会把竞争朝着降低生产成本的方向拉,好让需求与供给匹配起来。
供应商会努力提供眼下最贵重的产品,压低价格,满足最强烈的需求。这套系统,由数百万个人的决策运行。
通过这种方式,繁荣无须任何上层指引,就有机地发展起来。无须邀请,劳动分工自然地从社会中产生。它逐渐演变,受我们天然交换意愿的刺激。用斯密的话来说,“互动有无、物物交换、彼此交易的倾向”,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人类身上,但其他动物并非如此:
“没人见过狗有意识地与另一条狗交换骨头”。“所以,是这种倾向,使得或者鼓励了繁荣的发展。政府的角色是促进,而非指挥。
指挥及控制系统的主要问题在于知识。从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到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历代自由市场的拥护者都指出,组织人类社会所需的知识,多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它不可能容纳在任何人的脑袋里。然而,人类社会却妥善地得到了组织。1850年,巴斯夏在《和谐经济论》(Economic Harmonies)中指出,像巴黎这样人口众多、口味繁杂的城市,怎么可能有人想得出该怎样为它提供饮食呢?根本不可能。可是每一天,生活在巴黎的人都被喂得饱饱的,从未饿过肚子(到今天,巴黎有着更为庞大的人口、更多挑剔的食物口味)。在演变方面,这里有一个平行的例子。为巴黎提供伙食和人类眼睛的运作,是同等复杂的秩序表现。可是这两个例子中都不存在中央指挥员。知识分散在数百万人/基因之间。它是分散的。斯密在《国富论》里率先指出:
“这样君主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
无形之手
1776年,亚当·斯密具体论述的演变概念的实质,就是这种秩序和复杂性的去中心化分散的产生。斯密做了一个著名的比喻,认为指挥之手是无形的:每个人“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管理产业的方式,是为了使生产实现最大的价值,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和其他许多情况一样,他受着一只无形之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然而,斯密在撰写《国富论》的时候,他提出的中心概念(也即商品和服务的自由交换,能带来普遍的繁荣)尚无充分证据支持。直到18世纪末,大部分的财富创造,仍然是通过这样那样的掠夺,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是由支持自由市场的政府掌权。
可《国富论》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里,尤其是英国(以及欧洲和北美的大部分地区)上演了一出极为精彩的故事: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平等减少,暴力缓和,这主要归功于采用了斯密药方(虽然采用得并不彻底)。怀疑论者可能会说,帝国掠夺的资本积累才是财富之源,但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斯密清楚地看出,对外殖民其实是一种外耗,也分散了军事力量。资本也无法解释大范围的生活水平提升。
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指出,按实际价值算,过去200年间,英国的平均收入从每天大约3美元提高到了100美元。光是资本的积累实现不了这样的成就,这就是为什么她(还有我)拒绝用“资本主义”来形容自由市场,因为这个词充满了误导。两者从根本上讲就是不同的东西。
亚当·斯密并非完人。他犯了很多错误,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很蹩脚,漏掉了大卫·李嘉图对比较优势的见解(解释了为什么哪怕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在制造上比贸易伙伴糟糕,对方仍然会邀请它或他制造并供应点什么)。但他的核心见解[用亚当·福格森(AdamFerguson)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社会里见到的大部分事情,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出于人类的设计],迄今仍然成立,而且遭到了低估。它对于语言、道德和经济同样成立。斯密式经济,是一个普通人之间进行交换和专业分工的过程。这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现象。
收益在递减吗
不过,斯密、李嘉图,还有英国当时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比如罗伯特·马尔萨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错过的真正大事件,在于他们置身其中的工业革命时代。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正站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经济发展的门槛上”。
一个世纪之后,约瑟夫·熊彼特这样说:
“就在他们眼前,无限多的可能性成为了现实。可除了局促的经济体步履蹒跚,越来越难弄到每天所食的面包,他们什么也没看见。”这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以收益递减概念为主。比如,在19世纪头10年,看到当地的农民因为庄稼歉收而苦苦挣扎,李嘉图认同了朋友马尔萨斯的看法:玉米产量一定是停滞了,因为最好的土地已经得到了耕种,新开垦出来的边边角角,肯定没以前的土地那么好。因此,斯密的劳动分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只能对民众的生活起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可还有一种更有效的办法,能从有限的系统里“拧出”繁荣来。就算到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生活水平开始飞速提升,穆勒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收益递减很快就会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把此前的大萧条视为人类繁荣已达到极限的证据。对汽车和电力的需求饱和了,资本回报率在下降,所以,等军事开支带来的兴奋褪色,世界将要面临长期失业的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会带来停滞和苦难。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及21世纪的最初10年,舆论又开始大谈社会耗尽了现有财富,对生活水平继续走高不抱期待。每一代人里都有停滞主义的粉丝。
只可惜,一次又一次,出现的都是相反的情况。收益非但未曾递减,反而因为机械化和廉价能源的应用,不断提升。工人的生产率,非但没有进入平台期,反而不断地上涨。钢材生产得越多,价格就越便宜。手机越便宜,我们用得也就越多。随着英国和当时的世界人口增长,要喂的嘴巴越多,饿死的人越少:在一个拥有70亿人口的世界里,饥荒变得越来越没什么人听说过了,可在人口是20亿的时候,饥荒可是个常客。就连李嘉图看跌的小麦产量,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英国被耕作了数千年的土地上,也因为化肥、农药和作物育种的出现,开始加速增长。到21世纪初期,工业化把较高的生活水平扩展到了近乎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狠狠地打了悲观论调(也即担心较高的生活水平永远是西方人的特权)的脸。数百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重新焕发了活力,把十多亿人口造就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人有意造就这一全球经济发展的现象,连预言它能实现的人都没有。随着19世纪和20世纪的展开,它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出现扩散了。它自然而然地演变着。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努力地想要提出解释,现在也仍然在努力。
卡尔·马克思说中了部分实质,他意识到了产业变化的事实,但他同时又接受了李嘉图的想法,认为机械化会让失业工人的大军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实际情况是,在工业经济体中,岗位数量和工人所得的报酬比重,都在稳定上涨。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和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等人领导并最终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集大成的经济学边际革命,把定价的焦点从生产者转移到了消费者上,但收益增加的问题基本上仍未得到解答。在发生收益递减的地方,他们提出了均衡的概念:一旦信息易得,经济系统就会趋向于完全竞争的稳定状态。
随后,约瑟夫·熊彼特不懈地关注创新,坚持没有均衡状态,只有动态变化的连续展开。1909年,他在切尔诺夫策国立大学任教期间,写出了《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强调企业家的角色是关键。大多数商人远非靠剥削工人寄生,而是创新家,靠着把事情做得更好或更廉价来制胜对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然会带来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多数所谓的强盗资本家,靠的是对商品减价而非抬价来发财致富的。创新是自由企业的主要后果,和创新比起来,从交易中所得的收益、靠专业分工实现的效率、通过实践获得的进步都变得黯然失色。1942年,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
中把“创造性毁灭”视为经济进步的关键,认为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随着新企业和新技术的涌现,旧有的必然衰亡。“创造性破坏的大风常年不断。”或者,用塔勒布·纳西姆的说法,整体经济要想实现反脆弱(通过承担风险来强化),个别的企业必须是脆弱的。餐饮业是稳健而成功的,正是因为个别的餐馆脆弱而短命。塔勒布希望,社会要充分尊重失败的企业家,就像尊重为国阵亡的将士那样。
熊彼特在推理中明确地提及了生物学,将经济变化称为“产业突变”的过程。他认为,经济体就像生态系统,生存斗争使得企业和产品互相竞争,有所改变。他还认为,没有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这种经济演变不会发生。企业家尼克·哈诺尔(Nick Hanauer)和经济学家埃里克·拜因霍克(Eric Beinhocker)最近扩展了熊彼特的演变视角。他们提出,市场的运作,跟生态系统一样,不是因为它效率高,而是因为它有效果,能解决消费者(或生物体)所面临的问题。
商业的美妙之处在于,一旦它运转起来,就会奖励那些解决了他人问题的人。“最好把(市场)理解成一个演变系统,(市场)就像自然界的演变一样,不断地针对问题创造,尝试新的解决办法。有些解决办法更‘适应'适者生存,得到传播。不适者灭亡。”
这种观点的一个推论是,没有完美的市场、均衡状态或终结状态这种东西。有趣的是,生态学家已经逐渐得出了和经济学家一样的结论。近年来,他们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开始从均衡状态转入更为动态的观点。他们不光体会到气候变化的方式(如冰川时代的降临和衰落),甚至还开始意识到森林也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一种树木接替另一种树木兴起。没有稳定状态的“高潮”,只有不断变化。不过,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者尚未接触到这样的信息。
生态学家丹尼尔·波特金(Daniel Botkin)抱怨说,虽然生态学家认同自然界在变化,可是若受邀设计政策,他们又几乎总会拿出一套“让大自然保持平衡的政策”来,假装存在均衡状态。不妨就把这称作经济学和生态学里的原动力革命吧。
创新主义
自熊彼特以来,经济学家主动揽下了挑战,想要解释创新的出现和它对生活水平的提升。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梳理出了创新的贡献:他计算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推断出生活水平的其余变化(87.5%)必然是来自技术变革。技术变革是收益递增的主要源头:世界整体的经济发展没有表现出达到平原期的迹象。
这就难怪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把造就了过去两个世纪大丰盛的制度称为“创新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了。关键的新要素不再是有资本可用,而是出现了受过市场检验、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创新。她把工业革命的原因归结为生产的分散化、对新思路的检验上:普通人能够做出贡献,选择自己喜欢的产品和服务,推动持续创新。要让工业革命顺利出现,试错必须变得受人尊敬。2014年,她在印度的一场讲座中指出,穷人的富裕不是慈善机构、规划、保护、监管或工会带来的,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在重新分配资金,事实上,穷人的富裕来自市场造就的创新,这对穷人绝非坏事:
“相反,穷人唯一靠得住的福祉,就是把得到市场检验的进步和供给释放出来,给予尊重”。
但创新是自然产生的,还是说,它本身就是可以创造出来的产品呢?20世纪90年代,保罗·罗默(Paul Romer)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他认为,技术进步不仅是发展的副产品,也是公司能够有意识进行的投资。有了合适的体制(销售你产品的市场;防止盗窃的法律;为你带来经济刺激的合理财政和税收制度;一定的知识产权保护,但又不能太多),你就可以着手进行创新,收获它带给你的奖励了,与此同时,你还可以和世界分享它,整个方式就跟你设计、制造了一台机器差不多。基本上,这就是世界各地诸多提供汽车出租服务的企业(Uber、Lyft、Hailo、滴滴、快车等)正在做的事情——向创新本身投资。但除去一些模糊的友好制度,经济学家仍然说不出创新的处方,他们只知道创新会出现在开放、自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通过贸易和世界其余部分建立联系,不同的点子彼此相遇并融合。
不过,这些解释是在现象出现很久以后才提出的。创新的激增降低了满足人们需求的成本,减少了人为满足需求而付出的必要工作时间,几十年来不断提高着生活水平,却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创新,它怎样出现,更没有人知道它的成因。所以,你明白我为什么对专家、政策和战略一类的东西不怎么热心了吗?我们是一群不知情的豚鼠,生活在巨大的全球化演变浪潮里,这种演变来自最神秘的人类制度——市场。
我怀疑,我们永远无法彻底解释创新,充其量能提出卢克莱修式的理由——因为解释需要无所不知,也就是把四处分散的知识加以集中。一如工业革命出人意料地席卷世界,因为它来自千千万万零星的局部知识,而非来自一套计划。创新也是一样,今天的创新是千百万人交流思想所得的结果。我们永远无法预知创新,我们只能说,每当人们可以自由交换的时候,它就会神秘出现。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告诉学生:
“组织得当的努力会带来奇迹,无须指挥、控制和规划。这是经济学家的共识。”
斯密和达尔文
斯密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一样,是一套演变机制的理论:是对什么东西导致了非随机无指挥变化所提出的假说。我曾在2012年的一次讲演中指出,今天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斯密和达尔文两人提出的观点有多么类似。整体而言,政治上的右翼人士支持亚当·斯密,而左翼人士往往支持查尔斯·达尔文。比如,在得克萨斯州,斯密的自发性分散经济学大受欢迎,达尔文则因为反对神创论频招谩骂。反过来说,在英国的大学里,有许多狂热信徒信奉自发且分散的基因组和生态系统观,但他们要求国家干预,为经济和社会带来秩序。可是如果生活并不需要智慧的设计师,市场又为什么该需要中央规划者呢?一如达尔文抛弃了上帝,斯密同样抛弃了利维坦式的大政府。斯密说,社会是一种自发有序的现象。斯密跟达尔文面对的是同一种怀疑情绪:没有指挥,社会怎么可能为了所有人的福祉而运作呢?
经济演变是突变和选择的过程,就跟生物演变一样。事实上,它们存在一种更为接近的类似之处。我在《理性乐观派》中提出,在经济演变中,交换扮演着跟性在生物演变中等同关键的角色。没有性,自然选择就无法形成一股累积的力量;发生在不同谱系的突变无法结合到一起,生存斗争必须二选一。举个例子,在某一代哺乳动物祖先里,有两个不同的个体,在大致同一时期,一个出现了毛发,另一个出现了母乳(两者都是了不起的哺乳动物创新)。如果哺乳动物是通过克隆形式无性繁殖的,那么,这两项创新会保留在互为竞争的不同的谱系之下。自然选择必然(实际上也是)要在两者中挑选它最喜欢的。而在有性繁殖的情况下,人可以继承来自母亲的产乳基因和来自父亲的皮毛基因。性使个体得以汲取来自同一物种中任何地方的创新。
交换对经济演变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假设有个不允许进行交易的社会,一个部落可能发明了弓和箭,另一个部落则可能发明了火。两个部落正在竞争,如果拥有火的部落胜出,则拥有弓箭的部落就得灭亡,他们的发明也一并陨落。可在能够进行交易的社会,拥有火的部落也能得到弓和箭,反过来也一样。交换让创新成了累积现象。其他方面都很聪明的尼安德特人,说不定就是因为缺乏交换而发展受阻的。许多孤立的人类部落与能借鉴更广泛创新的部落竞争失利,原因也在于此。你用不着只靠自己的村子进行创新,还可以参考来自别处的灵感。我每天都利用着成千上万精彩的创新。它们当中只有区区几种出自我的祖国,出自我家乡村庄的,当然就更是几乎没有了。
至高无上的消费者
说到经济学,大家基本上仍跳不出创世主义的思想束缚。经济学家唐·布德罗认为,大多数人都是世俗神学家,相信社会秩序来自“权力更高者的设计、意图、计划和规定,是他们造就了我们所见的秩序”。他们认为:
“我们所体验到的大部分经济和社会秩序,是政府带来的结果,故此,要是政府消失,或者无法妥善履行职责,这一切就必然消失或崩坏。”
你经常看到有人一边衣冠楚楚地坐在椅子上,喝着咖啡,发着手机短信,一边说,自由市场早就名声扫地了。可不管是椅子、衣服、咖啡还是手机,无不是成千上万的生产者通过无须计划的“市场力量”,实现了巧妙的协调合作得以供应。你会听到人们说,没有政府提供道路、交通信号灯、空中交通管制、警察、促成贸易的法律,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没错,而且,亚当·斯密第一个观察到,让贸易免受海盗、掠夺者和垄断者的侵袭,是国家的责任。他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从这一点跳跃到社会秩序来自有意的设计或执行,不免太过荒谬。是谁命令咖啡馆采用现在这种经营形式的?顾客。
正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于1944年指出的,市场经济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费者:
他们通过购买和放弃购买的行为,决定了什么人应该拥有资本、运营工厂。他们决定了要制造什么东西,采用何种质量,生产的数量。他们的态度导致了企业家的盈利或亏损。他们使穷人致富,富人变穷。他们可不是容易伺候的老板。他们有着各种突发奇想的念头,多变,不可预测。他们不关心过去的功德。只要有东西能更好、更便宜地提供给他们,他们就立刻投入新人的怀抱,哪管旧人的哭闹。
看看大公司有多脆弱吧:只要它们做了客户不喜欢的事情,立刻就会吃苦头。可口可乐的新可乐瞬间招来大难,公司颜面扫地进而撤下新品。面对客户的反复无常,大公司很容易受伤,对于这一点,它们自己清楚。自由市场贸易是人类迄今为止设计出的唯一一套由普通人负责的制度,和奴隶制度、封建制度、法西斯制度都不同。
对许多持右翼立场的人来说,有很多东西市场无法提供,故此必须由国家提供。这种想法的内核,蕴含着一种纯粹的神秘主义,但很少有人加以审视。就因为某件事情市场无法做到,为什么我们就必须认为国家知道怎么做呢?用唐·布德罗的话来说,很多时候,这是“自作多情地认为奇迹存在”。然而,从过去几个世纪的政府历史记录来看,如果国家插手提供民众自己供应不足的东西,局面不一定发生改善,很多时候,会变得更加糟糕。市场失灵是口头禅,政府失灵却没人说。
人有6种基本需求:衣、食、住、行、医疗和教育。粗略地说,在大多数国家中,市场供应衣食,国家供应医疗和教育,住房和交通由两者混合提供(有着半垄断地位的特权私人企业,这些企业的半垄断地位是政府授予的,用一句常见的话来说,这叫裙带资本主义)。
过去50年,衣食的成本稳步向下,医教的成本却稳步向上,这难道不叫人吃惊吗?1969年,美国家庭平均把22%的消费支出用于食物,8%用于衣物。现在则是把13%的消费支出用于食物,4%用于衣物。可自1969年以来,食物和衣物的质量与款式,有了不可估量的改观。相比之下,医疗保健的消费翻了一倍多,从家庭支出的9%涨到了22%,教育消费也翻了三番,从1%增加到3%。两者质量还经常遭到人们的抱怨和感叹。成本不断上涨,质量不如人意,创新步履维艰。至于交通和住房,从广义上讲,属于市场供应的部分,如廉价航空公司、住房建设,都变得更便宜、更好了,而属于国家提供的部分,如基础设施和土地规划,却变得更昂贵、更缓慢了。
这样一来,初看上去,市场能更好地提供人们生活所需(它还比较擅长提供人们喜欢的东西,比如娱乐),但或许这样不够公平。医疗保健的成本上涨,是由新的治疗手段问世、人类预期寿命更长导致的。教育大概也存在类似的借口,所以我暂时不能伸出指头怪罪它们。
再说了,医疗和教育必须由国家提供,这个事实是因为——好吧,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市场不愿意涉足?难说。因为市场会欺骗不了解情况的消费者?在衣服和食物上,它并没有这么做,至少手脚动得并不厉害。因为市场将只满足富人的需求?从食物和衣服的情况看来,并不是这样,医学行业的历史状况也不是这样。过去,医生往往会从富裕的客户身上多收钱,贴补穷苦的客户。美国政客、前医生罗恩·保罗(Ron Paul)提出,在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出现以前,“每一位医生都知道,他对不幸的人承担着责任,免费治疗穷人是常态”。
取代利维坦
如果消费者能通过市场发挥主事权,而不是靠政府官员通过国家来指挥,医疗服务会不会变得更便宜、更好呢?为检验这一主张,我们手边有着活生生的反面例证,也即如果靠国家负责而非消费者负责,食物供应会变得更贵、更糟糕。“要是我们都听从华盛顿的指挥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很快,面包就会变成抢手货了。”托马斯·杰斐逊颇有先见之明地写道。苏联以及今天的朝鲜,从田间到餐桌,粮食都是垄断供应的。结果,粮食产量惨淡,经常出现短缺,质量糟糕得可怕,还得排队(或者靠特权)配给。而这正是过去几年里,主导了英国医疗保健大辩论的特点。在食品供应方面,消费者是更好的监管员,他们执行了更好的做法,降低了成本;在医疗保健服务方面,政府的问责制疏远而迟钝,监管机构经常被生产方牵着鼻子走。
但最惊人的反面例证,来自历史上的互助会。正如社会科学家大卫·格林(David Green)指出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的互助会组织像野草般发展起来。到1910年,英国有3/4的体力工人都是互助会会员。互助会是小型地方性工会,代表会员从医生和医院那里购买医疗保险,磋商医护服务条件。做不好工作的医生直接遭到淘汰,因为他们直接对患者负责,今天就不一样了,他们对佣金和管理人员负责。竞争使得医生的薪资不会高得离谱,但待遇仍然优厚。因此,这成了一种大范围(尽管并非全民性质)的全国性医疗服务,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它为工人群众带去了宽慰,因为它保证会员能获得自己直接购买不起的昂贵治疗。它自发产生,有序发展,短短15年间,会员翻了一倍。这是社会主义,只是国家并未出场。毫无疑问,它本来能继续壮大发展的。
但互助会也有对头。商业保险公司,被组织成了一家名叫“联运”(Combine)的卡特尔,认为互助会的竞争安排对自己造成了威胁,便使出了反对的手段。医生工会、英国医学会(British MedicalAssociation)也属于反对派。用作家多米尼克·弗里斯比(DominicFrisby)的话说:
“在互助会系统下,客户或者说患者,掌握控制权,而医生受制于此,(医学会)讨厌这种情况。”傲慢的医生不愿意被工会呼来喝去,更不喜欢互相竞价。这些对手成功地游说财政大臣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推出了“国家保险”
系统,当然,这实际上不是什么“国家保险”,而是薪资一发就扣的人头税。劳埃德·乔治利用税务收入把医生的最低工资翻了一倍,卓有成效地把财富从穷苦工人手里转移到了富裕的医生手里。由于医生的服务越来越贵,整个互助会系统立刻开始萎缩。到1948年,医疗行业收归国有,政府开始提供所有的医疗服务,交付时免费,并由政府里懂得最多的人替你做决定。
当然,国有制度下有好医生,互助会制度下同样有坏医生。自互助会时代以来,在科学和技术的推动下,医疗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制度应该不断演变、创新,跟上工资的增长,鼓励新发现。我们永远无法知道21世纪的互助会医疗制度会是什么模样,但根据我们对市场驱动发展型系统的认识,它会以一种进步极其迅速的方式,迎合所有人的需求,尤其是穷人的需求。两者之间的区别,大概就像1910年的街边杂货铺和如今的超市。
最糟糕的是,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并未完全国有化。医疗服务的提供方是国有化的,并由委员会替你决定,但为你提供服务的工人、医生,则来自享受慷慨条件的私人承包商。和现代生活的许多领域一样,政府把成本分摊给社会,奖励却落入私囊。封建君主收了土地税以后是这么干的,教会收了什一税以后是这么干的,海军船长为了拿奖金是这么干的,腐败的殖民地长官是这么干的,今天的播音员、艺术家、科学家、公务员和医生,也都是这么干的。他们的工资、预算或拨款,极度依赖国家。这是当代知识阶层的真实情况。
这其中,许多人的收入来自私人执业,但也有让人咋舌的比例(银行家、律师、建筑师、环保人士等)直接来自奢侈的国库。我惊讶(也并不完全惊讶)地发现,议会的工作主要是各寻租职业要求大政府利维坦朝着它们开闸发钱,监管法规,探求动向,裁断案件或修建发电站。商人是其中最恶劣的。说他们热爱演变的自由市场只是个神话;在实践中,他们追求的是立法机关施舍的特权和垄断。亚当·斯密说得一点也不错:
“同一行业的人很少碰面,即便是在消遣之余也是这样。在为数不多的交流中,他们也总是想着怎么赚钱,变着法子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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