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互联网的演变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凭空制成,一旦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已经走上了那条我们想要探究的道路:事情是怎样形成的?它没有神的诡计,一切都是怎么来的?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一卷,第164~167行
互联网没有中心,也没有等级之分。所有使用它的电脑都是平等的——是网络中“对等”的节点。一如史蒂文·伯林·约翰逊(Steven Berlin Johnson)所说,互联网甚至不是一套自下而上的系统,因为有“下”就暗示了有“上”。没有人规划它。尽管它是许多独立项目的总和,但在我这一辈子,从整体上看,互联网是无设计、无意地、不可测地逐渐形成的。没有人提前预见到博客、社交网络甚至是搜索引擎的出现,更没有人预见到它们现在所具备的具体形式。
没有人对这些东西处于掌握中。互联网虽然生于仓乱草莽,但是并不蒙昧混沌。它是有序的、复杂的、有模式的。这是一个活生生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演变形成现象——不靠设计师,却以分散的形式自发产生了复杂性与秩序性。
还记得20世纪初,大多数人对通信技术的态度无比悲观。乔治·奥威尔认为广播电视的未来就是洗脑。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中提出,我们“距离思想控制技术有可能迅速发展的时代只有咫尺之遥了”。
事实上,20世纪初期,唯一的大规模通信技术就是广播和电视,此时权力在短期内转向了集权主义。这些技术都适用于一对多地广播。哈佛大学的克里斯托弗·科德兹(Christopher Kedzie)指出,独裁者喜欢这种发起方少、接收方极多的通信技术。反过来说,电话和互联网这样的多对多技术,却削弱而非加强了专制政权。互联网是一股个人解放的力量,这一点没有太多可怀疑的。
有一件事,人们一直针锋相对地争论不休:发明互联网的功劳到底该算在谁的头上,是政府还是私人产业。2012年,奥巴马在一次讲演中信心满满地说:
“互联网不是自己出现的,是政府研究创造了互联网。”他指的是以下事实:我们今天所知的分散式网络始于五角大楼资助的阿帕网项目,这个项目的立足设想来自兰德公司保罗·巴兰(Paul Baran)提出的分组交换。巴兰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制造出一种能熬过苏联第一轮核打击、继续传送信息到导弹基地进行报复的东西。网络的分散性就是这么来的。
另一些人说,这是无稽之谈。互联网远远不止分组交换。它需要计算机、通信、各种软件和其他协议,政府资助的许多此类研究项目都是收购自私人企业。再说了,如果你真的认为阿帕网是互联网的起源,不妨解释一下:为什么政府守着它足足30年,却几乎没用它做过任何工作,直到20世纪90年代阿帕网得到了有效的私有化之后,才产生了爆炸般的效果。事实上,情况比这还要糟糕。1989年之前,其实政府禁止阿帕网用于私人或商业目的。20世纪8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阿帕网用户手册提醒使用者:
“通过阿帕网发送电子信息,谋求商业利益或政治目的,是反社会行为,而且违法。”要不是学术界太依赖反感商业用途的政府网络,互联网革命提前10年就该发生。
好吧,或许我们应该忘了是谁掏的腰包,把荣誉献给那些对互联网起了奠基作用的人,因为没有他们,互联网就不会出现:保罗·巴兰第一个提出了分组交换的概念;文顿·瑟夫(Vint Cerf)发明了TCP/IP协议,这是允许多种不同程序在互联网上执行的关键;蒂姆·伯纳斯-李爵士(Sir Tim Berners-Lee)设计了万维网。可这里同样存在问题。要是这些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毫无疑问是才华横溢的)不曾出生,这些东西(或者类似的东西)就真的不会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吗?真的有人相信吗?我们在第7章中已经介绍过,许多发明都是同时出现的,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一旦技术成熟,就必然会出现下一步的创新。考虑到这一点,说20世纪结束的时候计算机仍然没找到一种通用的开放连接方式,人除了自己的硬盘看不到其他节点,这简直不可思议。事实上,就在巴兰想出分组交换的概念之后不久,一个叫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Davies)的威尔士人也独立地提出了它(甚至连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名字也想到了)。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
对TCP/IP协议做出的贡献,跟文顿·瑟夫一样大。故此,虽然我们应当纪念这些人的贡献,但不应该真的认为,没了他们,同样的东西就不会产生。没有了他们,互联网的种种奠基技术或许会有不同的名字,使用不同的流程,但同类的东西总归会出现。
互联网的真正起源并不在于天才的个人,也不在于政府的资助。
一如史蒂文·约翰逊令人信服的观点:它来自20世纪60年代加利福尼亚嬉皮公社的开源对等网络。“和定义了数字时代的许多奠基技术一样,互联网来自分散的科学家、程序员、爱好者向整个世界免费分享其智力劳动果实的过程,而且将继续受此过程的塑造。”这些人系统合作,因为他们想要(而不是因为他们拿了薪酬)和别人分享自己的设想,无须知识产权(或只获得极少的知识产权)。开源协作网络创造了当今互联网(不光是互联网,智能手机、股市和飞机也都如此)
所依赖的大部分代码。我写本书所用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是UNIX,这是一套人们合作创作的系统,不是为了赚钱。我用来核对事实所用的网络服务器,是另一套开源程序——Apache软件。用约翰·巴洛(John Barlow)的话来说,这是“网络共享主义”:一个分享、交换的社群,人们共同努力,不期待私人回报。
网络变成了巴尔干火药桶
曾几何时,我们差不多进入了那样的状态。我们众包、我们维基、我们云共享自己的生活。记者,那些最无政府主义的“野兽”,发现自己被博客、微博和业余摄影师超越了,这可不是他们喜欢的事。他们说,只有自上而下的新闻能够完成恰如其分的调查。科学家被迫习惯让自己的设想在论坛上经受实时的讨论,忍受网民的不敬态度。同行评议后再公布出版那种庄严、晦涩的俱乐部时代过去了。政治家也得挺过微博上聒噪的煎熬。
但 随 后 , 反 击 开 始 了 。 专 栏 作 家 马 修 · 帕 里 斯 ( MatthewParris)所称的探子、审查员和网络看守越来越多。一些国家蚕食着网络自由。我们了解到,近年来,美国安全部门,正拼命地对公民展开电子间谍活动,接着又说谎掩盖事实,用法律给这些行为提供正当开脱,说它们是机密。用伊本·莫格林 [1] (Eben Moglen)的话来说,通信革命被用来“在民主社会的实质上大行极权主义之道。”欧美等地政府,都心照不宣地认为,它们有权自由监听彼此民众的对话。只不过,没有人告诉民众,这是政府之间的新协议。
我们发现这一切,全都来自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
和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等个人作风有失检点的“吹哨人”,有时候,他们似乎很乐意曝光政府对自己的窃听内容,让国家罪上加罪,结果却弄得自己身陷囹圄,这多么可悲。但无须认同对窥探的泄密,你也可以反对政府的窥探。如果说,人们曾经认为,1989年东欧剧变减少了西方政府采取鬼祟行动的必要性,这个幻想早就残忍地破灭了。政府既希望规范我们在互联网上的所作所为,又希望自由自在地侵犯我们的隐私。据斯诺登透露的情况,在一次非法调查活动中,英国政府的间谍机构政府通信总部(GCHQ)无任何借口地暗中监视了100多万名网络摄像头用户。
极权主义肯定不会赢,但它们会继续把网络系统的零部件变成自上而下的封地。从互联网诞生的那一刻起,不断有人提出需要一套框架、一些权威、一星半点的“秩序”。这场战争的关键战役之一,是2011年国会推出的《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top Online PiracyAct),它为依赖知识产权的好莱坞大制片厂和其他媒体公司谋求最大的利益。依靠两党的支持,在大政府官僚机构(它们当时还处在对互联网无政府状态的震惊当中)的大力鼓励下,法案几乎十拿九稳地要通过了。但2012年1月,紧急关头却发生了一场叛乱,数以百计的网站换成黑色背景,抗议拟议中的法律。一个星期内,该法案流产了。
但战争并未结束。就连维基百科这样的组织也免不了沾染专制气息,指定享有特殊权利的编辑,在特定主题上根据个人裁量拿主意。
其动机比较容易理解:不让奇思怪想的偏执疯子占据了词条的内容。
但一如法国革命之后发生的情况,疯子进入了委员会。成为编辑的途径很简单:编辑大量的页面,获得印象分。一些编辑变成了无情的党派教条主义者,众包百科全书的价值逐渐受损。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一群搞小圈子主义的挑剔编辑运营着”维基百科,纵容“恶作剧和故意破坏。”我发现,虽然在各种争议性话题上,维基百科仍然不失为了不起的检索源,但它在许多主题上是靠不住的。有人捏造了一条完全虚构的词条,说印度果阿邦发生了战争,该词条不光在维基百科上保留了5年,还成了热门条目,甚至拿了奖。
近年来,维基百科偏离众包路线,走向了层级化的集中控制,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上面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与此同时,专业公关公司也在维基百科上动了大量的手脚,以便词条就整体而言有利于自己的客户。2014年,欧盟最高法院做出裁定,允许人们从网上删除有关自己的陈年旧事,哪怕这些事情是真的,给各种各样的骗子送了一份大礼。
此外就是真正的审查。对互联网进行审查的国家数量一直在稳步增 长 , 目 前 已 达 40 多 个 。 文 顿 · 瑟 夫 所 称 的 “ 免 批 准 创 新 ”
(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传统,是互联网成功的关键,可它正遭到肆无忌惮的攻击:世界各地的政府和爱管闲事的机构坚持认为,一切创新务必经过批准。国际电信联盟是联合国下属的一家机构,拥有193名成员。在若干政府的游说下,它把控制权扩大到了互联网,攫取了域名注册的管制权,还推出了禁止匿名的国际规则。虽然我们很多人都想看到网络喷子的大名曝光,但专制政权的领导人同样希望看到持不同政见者没了遮拦。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通过国际电联“建立对互联网的国际控制”。2011年,俄罗斯、中国、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for InformationSecurity)。
2012年12月,国际电信联盟在迪拜召开的一场会议上,对此问题来了个了断:成员国以89票赞成、55票反对,授予联合国机构对互联网行使前所未有的权力,俄罗斯、中国、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和伊朗力主监管。尽管许多国家拒绝签署新条约,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负责人认为,它仍然严重损害了世界各地的言论自由,因为支持监管的势力成功改变了关键条约保护互联网免受政府控制这一定义的意义。他说,国际电联“对扩大监管有着贪得无厌的胃口”。
互联网在性质上是分散化的,如今却有了一个中央委员会——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Names and Numbers,ICANN)。它是美国政府设立的,现在也与其他许多政府及跨国机构共同承担职责。这家组织有着富丽堂皇的办公室,手握域名分发大权。
总的来说,我仍然乐观地认为,演变的力量将战胜指挥控制的力量,互联网将继续为所有人提供自由的空间。但这仅仅是因为人类的聪明始终比政府控制领先一步。或许,互联网衍生出的后代里,意义最深刻的会是独立于政府的数字货币——比特币,以及后来的加密货币。“我认为互联网将成为削弱政府角色的一支主要力量。有一样东西不可或缺,并且很快就会开发出来,那就是可靠的电子货币。”米尔顿·弗里德曼说。最终,能让互联网保持分散化,甚至让整个社会保持分散化的,不仅是电子货币,而且是比特币背靠的一整套技术。
让比特币运转起来的区块链技术,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
[1]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及法律史教授、自由软件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及义务首席法律顾问、软件自由法律中心创办人及主席。——译者注区块链的离奇演变
故事始于互联网刚刚出现的1992年。一位叫蒂姆·梅(Tim May)
的富有计算机先驱邀请一群人到他位于圣克鲁斯的家里讨论怎样运用联网计算机上的“密码学方法”,打破知识产权及政府机密设置的障碍。“起来!受压迫的人!除了铁丝网,你们别无所失!”他对在场者说。这群人自称“密码朋克”,他们预见到,这行将诞生的技术既是自由的威胁,又是自由的机遇:它有望开拓世界,也有可能令国家侵入私人生活。他们的宣言中提到:
“我们,密码朋克,致力于建立
匿名系统。我们使用加密匿名邮件转发系统、数字签名和电子货币,捍卫自己的隐私。”
和大多数自由意志论群体一样,密码朋克的网络社群很快因为激烈的争吵和战火分崩离析。但在此之前,他们激发彼此的脑袋产生了一些十分有趣的想法。这群人里有几个关键的名字,分别是亚当·贝克(Adam Back)、哈尔·芬尼(Hal Finney)、戴维(Wei Dai)和尼克·萨博(Nick Szabo)。在围绕匿名自组织货币系统的问题拼杀论战中,贝克发明了“哈希现金”(hashcash)系统;戴维想出了b-money;芬尼开发了“可重复使用的工作量证明”协议;萨博走得更远,进入了相关主题的历史和哲学领域。他拿到过计算机科学和法学博士双重学位,痴迷于金钱的历史,就这一主题写了一篇长文,探索了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脱口而出的一句评论:
“金钱是延迟互惠利他主义的正式代币”,也就是说,有了金钱,人就能在任何时候间接地回报他人的善意。
这 篇 题 为 《 破 壳 而 出 : 货 币 的 起 源 》 ( Shelling Out : TheOrigins of Money)的文章敏锐地指出,金钱出自渐进而不可阻挡的演变,而非来自人为设计。货币始于收藏品,如贝壳、骨头、珠子等物,因为不易腐坏而有了价值,早期的人类很喜欢收集它们,接着逐渐形成了交换媒介的作用,令以物易物行为得以推广。萨博在文章中对进化心理学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引用了这一主题下的多部作品。
2000年前后,他开始构思一种虚拟软件产品——“比特金”,模拟黄金的特质:稀缺,难以获取,但他人容易验证,是可信赖的价值存储方式。显然,他是在思考怎样在网上重建真实货币演变的关键步骤。
几年以后,在2008年8月18日,金融危机剧烈发作之前的一个月,有人匿名注册了一个新域名——bitcoin.org。两个星期后,某人以“中本聪”为名发表了一篇9页篇幅的论文,概述了对等网络电子现金系统“比特币”的设想。比特币系统上线之后几个月,英国政府公布对银行进行第二轮救助的当天,比特币诞生了,而中本聪则在比特币的诞生公告里,引用了《泰晤士报》对救助银行事件的报道标题。一个月之后,中本聪在对等网络基金会网站上宣布:
“我开发了一种全
新的开源P2P电子现金系统,名叫比特币。它是完全分散的,没有中央服务器或受托方,一切都以加密证明做基础,不靠信托。大家可以试着用用,或者看看截图和设计图。”他的动机很清楚。按照设计,比特币保留价值不靠贵金属做支持,没有中央发行方,本身也没有价值。中本聪邀请用户“摆脱中央管理货币的任意通胀风险”!
要想让你理解比特币的运作方式很困难。我见过最精辟的解释,来自最近上线的以太坊(Ethereum),这是一家旨在跟进比特币的企业。“中本聪的创意,是两种东西的结合:首先,采用一套非常简单的分散化共识协议,基于节点每隔10分钟将交易组合成一个‘块',制造出不断发展的‘区块链';其次,用工作量证明充当节点获得参与系统权的机制。”如果你认为这难于理解,别怕,你不是一个人。
我还没看到过区块链技术的英文说明,不过,区块链技术的数学说明倒是很清晰。总之,我知道比特币是一种有效的公共总账,是世界各地比特币用户存储的交易汇编。要想加入进去,你需要在总账里创建一部分,通过加密绑定的“块”形式与他人分享。这样一来,比特币就能够绝对无误地登记谁把价值转移给了谁,不需要银行,也不需要其他校验实体。
中本聪是个假名。比特币的创始人(或者创始人们)希望保持匿名,原因相当明显。私人货币的发明家本来就寥寥无几,而且往往成了遭人嫉妒的靶子,深陷困境。比方说,1998年,伯纳德·冯·诺特豪斯(Bernard von NotHaus)十分公开地铸造并销售黄金制“自由元”,从未说过这些钱是美元伪钞。他和美联储展开了竞争,就跟联邦快递与邮政总局竞争一样,他提供了价值存储的替代途径。美国联邦政府容忍了11年,突然有一天,对他进行了突击搜查,逮捕并起诉他假冒、欺诈、阴谋反对美国。尽管他的客户既没有受骗,也不曾抱怨,他还是被判有罪,完全是因为他和美国政府有效地展开了竞争。
接 下 来 出 现 了 电 子 黄 金 , 这 是 一 位 名 叫 道 格 · 杰 克 逊 ( DougJackson)的肿瘤学家建立的电子支付系统。该系统的交易额曾高达15亿美元,直至被政府以“纵容非法资金转移”的罪名关停。政府对自己控制不了的钱是从不手软的。比特币创始人隐姓埋名的原因就在于此。
神秘的创始人
中本聪到底是谁呢?2014年3月,《新闻周刊》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它锁定了住在洛杉矶附近的一名美籍日裔程序员,此人名家多利安·中本聪。陷入包围的多利安大惑不解,他是个失业游民,健康糟糕,英语拙劣,他坚称自己跟比特币毫无关系,也不理解这到底是什么,还以为比特币(bit-coin)叫“比特康”(bitcom)。此外,他还一针见血地问道,如果他想掩人耳目,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真名呢?
真正的中本聪短暂地上网(匿名)宣布,说自己不是多利安。
“真正的”中本聪用的是日本名字、德国网址、大量的英国短语和引言,按他发帖的时间来判断,是用的美国(东海岸)时间。乍看起来跟他没有产生蛛丝马迹联系的唯一高科技地区,就是尼克·萨博居住的美国西海岸。作家多米尼克·弗里斯比和其他人(包括来自伯明翰大学的一支40人组成的法律语言学家团队)对其文风、特质、可能的年龄、活动模式做了严谨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本聪可能就是尼克·萨博。尤其可疑的地方是,在中本聪活跃的时期,原本能舌战群儒的萨博就会变得异乎寻常的沉默,反之亦然。不过,萨博在推特上一直否认自己是中本聪(一些人认为,是他和哈尔·芬尼合作创作了“中本聪”,这样两个人都可以单独否认)。萨博本人一贯低调。
网上找不到他的照片。
不管“中本聪”到底是谁,这个人对计算机编程和经济史都有深刻的了解,这样的组合很少见。毫无疑问,比特币是我们这一辈子经历的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尽管,我不认为没有中本聪就没人能把它发明出来,总会有个人可以设计出某种形式的自校验货币)。比尔·盖茨称这是一个壮举。到目前为止,它还无人能破解,具备充当货币系统的理想特点,它能自我监督,没有膨胀的可能性,不在国家的控制范围内。它解决了困扰以往各种电子货币的问题:需要第三方才能确保你接收到的钱,是某甲此时传送给你的,而不是某乙。这就是银行在汇款中充当的角色,也是政府在铸造数量有限的硬币、纸币中充当的角色。比特币预防重复付款靠的是,如果相同数目的钱花往了两个地方,系统只处理最先确认的那笔交易。
比特币的铸造模仿了采矿行为:起初,开采很容易,但会越来越困难,如今,要开采出一枚币,需要数量庞大的计算机库。每个比特币由此前开采的代码链(也即“区块链”),加上一个新的“块”构成,创建新块的目的是用海量的计算机运算解决一道复杂的题目。截至本书撰写时,约有1300万枚比特币在流通,而且它的总数永远不会不超过2100万枚。比特币的生产速度每4年减半,直到21世纪中叶达到最高值。
你可以像对待英镑或者美元那样,购买或出售比特币。2013年塞浦路斯发生金融危机之后,私人储户意识到,传统货币存在银行里并不安全,因为塞浦路斯政府宣布,凡是储蓄额高于10万美元的银行账户,它都将扣掉40%。一时间比特币的价格猛涨。随着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对政府武断权力的觉醒,比特币的价格从2013年9月的120美元,涨到了当年12月的近1200美元。此后,它的价格渐渐走低。
到我写本书的时候,约有价值60亿美元的资金以比特币的形式保存着。然而,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暂时还无法充当记账单位。对世界储备货币来说,比特币价格波动太大,有泡沫潜力,供给过分有限,前景不太乐观。此外,愿意接受比特币的交易商不多,连在网上都不太容易找到。第一家比特币交易所Mt.Gox,因为欺诈太多倒闭了。此外,比特币特别受毒贩的欢迎,一家叫作“丝绸之路”的网上交易所,借此集中了大量毒贩。有关当局已经渗透进“丝绸之路”,逮捕了许多犯罪分子(包括29岁的辍学学生,自称“恐怖海盗罗伯茨”的幕后操盘手,他在洛杉矶经营着一家咖啡店,喜欢引用冯·米塞斯的言论)。所有这些因素都损害着电子总账的名声。
所以,无须屏住呼吸,也不必得出结论说比特币是钱的最终命运。它更像是某种东西的萌芽。毫无疑问,加密货币会不断演变。杜伦大学的金融学教授凯文·多德(Kevin Dowd)就“丝绸之路”交易所发表意见说:
“(现有交易所的)每一次垮台,都可以视为演变压力,淘汰实力较弱的网站,教会其他网站该回避哪些风险。砍掉一颗脑袋,新的会取而代之:‘丝绸之路'2.0已经上线运行了。”
一如多米尼克·弗里斯比所说,比特币迄今为止的演变,不光是混乱的、无规划的、有机的,而且,围着它的人也是形形色色的,有计算机高手、骗子,也有经济学家;有机会主义者、利他主义者,也有活动家。尽管如此,不起眼又毫无内在价值的比特币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取得了耀眼的成绩,昭示着网络加密货币的未来。如今,有300多种网络加密货币与比特币展开竞争(也叫作“山寨币”),不过,还没有一种的市场份额能跟比特币比肩,不过这或许只是个时间问题。
试想一下,如果分散的加密货币真的流行开来,那会怎么样呢?
如果人们逐渐采用这种方式来储蓄,金融公司也开始提供有利息的加密货币产品,政府会发现,它们的回旋余地将越来越少。它们不能再肆无忌惮地借款、收税、大手大脚花钱了,它们必须掂量这些行为会给自己的货币相对于比特币造成什么影响。弗里斯比认为,这将迫使国家对消费而非生产征税,从而将通货膨胀赶出整个系统。更重要的是,它会把大银行逼得歇业,消除大笔世界财富集中在一个行业里所导致的扭曲。中本聪说,比特币“在自由意志论者的眼里看来极具吸引力,只是需要恰当地进行解释”。纳西姆·塔勒布说:
“比特币是
一场伟大事业的开始:让货币脱离政府之手,这是一件必要且势在必行的事情。”凯文·多德说,(比特币)“就社会秩序自发形成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一个加密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政府在货币体系里再不扮演任何角色”。比特币的开发者杰夫·加兹克(JeffGarzik)称它“是互联网诞生以来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变革的催化剂”。
区块链,为所有人谋福利
这些热心人士,到底是热心于什么东西呢?背后比特币的“区块链”技术,有可能是未来崭新技术世界里的重要组成要素,意义说不定堪比互联网,这股创新的浪潮,是要从大部分商业活动中赶走中间商,让人们更自由地与世界各国民众交换商品及服务,不再需要通过企业充当中介。它能从根本上让社会变得更为分散,摆脱对银行、政府甚至公司及政客的需求。
以“推斯特”(Twister)为例,这是一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竞争版推特,完全建立在对等网络之上。如果你生活在独裁制度下,在推特上发送一条批评政府的信息,会给自己惹麻烦,政府会威胁推特公司交出你的详细资料。可在推斯特上,这就完全不可行了。还有Namecoin,它旨在发行去中心化的对等网络式互联网名称(类似域名);Storj打算把文件云存储藏在区块链里面;Ethereum则是一套分散化的对等网络,“旨在替换一切能用代码描述的东西”[这是马修斯·斯巴克斯(Matthew Sparkes)的话]。数字专家普里马万拉·菲利普(Primavera De Filippi)认为,Ethereum及其同类技术构思出了聪明的协议,使得“分布式自治组织”一旦采用了区块链,“就不再需要创建者”。
换句话说,不再仅仅是无人驾驶的汽车,还会出现没有业主的公司。想象一下,在未来召到一辆出租车,它不光没有驾驶员,还属于一套计算机网络,而非某个人。尽管这套网络的“总部”分散在全球各地,却仍能募集资金,签订合同,派遣车辆。这将代表分布式演变自治系统的胜利。用Blockchain.info网站技术专家安德烈亚斯·安东诺普洛斯(Andreas Antonopoulos)的话来说,它意味着“软件实现了监管所未能实现的愿景”。他认为,不同于集中式系统,分散式机构灵活而廉洁。“没有中心,它们就没有纵容腐败的机会。我认为这是人类的自然进步。”
你大概会想,我是不是听了太多激进自由主义梦想家的鬼话。
嗯,有可能。我之所以相信伟大的事情正在降临,根源来自本书中所列举的证据:系统的演变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人类设计的结果。
互联网正发展出某种像语言、政府一样宏大的东西。官员、律师、政治家、商人说不定会因为发现自己成了多余之物,为了阻止它而走到一起,短期内,他们可能会成功,但无情而不可避免的演变,最终将打败他们。要知道,不管我们乐意与否,技术总是会发展。
政治的再演变
以政治为例。就算是今天,互联网革命也动辄对利维坦搞破坏。
互联网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了记者和政治家;让消费者掌握最终大权;降低普通人做非凡事的成本,不管是慈善也好,从商也好,从政也好。大型企业倾覆在这股创造性破坏浪潮面前;大型国有官僚机构也无法长久抵抗。一如特立独行的英国议员道格拉斯·卡斯韦尔所说:
“互联网的触角碰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改变了模样。准入门槛轰然而降。老牌运营商面对着来自灵活后起之秀的竞争。政治领域也是一样。”卡斯韦尔认为,网络民主(i-democracy)正迅速而无情地改变着传统从政路线,用种种激进的自发方式,取代政党控制、官僚支持的传统做法,比如开放式初选、即时公民投票、地方政府的参与式预算、网上召回。“它唤醒了我们民主传统里克伦威尔式的革命血脉。”威胁着说要破产、欺负我们的大政府模式不光使得社会无法负担,还日益脱离实际。当今世界,个人和企业可以在不同的司法辖区之间轻松跳跃,税务员不能再掐着金鹅的脖子拔它的毛,要给挥霍、浪费公共财政找借口越来越难。如果加密货币广泛应用开来,这局面就更千真万确了。
在卡斯韦尔设想的世界里,手握大权的是公民,也就是你。从前规定统一政策的官员必须按照你的吩咐去做;过去每隔四五年才听一回你命令的民选政客也必须这么做。卡斯韦尔说:
“数字革命是一场
反对精英专制的政变。它要推翻这些转售他人理念的二手贩子。”
2009年,保守党人员丹尼尔·汉南在欧洲议会上站起身把倒霉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狠狠批评了三分钟,一开始,主流媒体对此视若无睹。可这场辩论一传到YouTube上,几分钟里就热烈地传播开去,等它的观看次数超过100万次,主流媒体也只好跟风赶上了。有意思的是,《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的编辑彼得·威尔比(PeterWilby)却说,这一事件表明互联网在质量控制上做得有多么糟糕。这话的意思是互联网上没有像他这样的人进行信息过滤。它是靠着集体智慧来过滤的。
卡斯韦尔指出,最近几十年来,政治变得越发集中化,但他认为,自己已经观察到了这种趋势逆转的苗头。政府攫取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资金,根据政治创世论,将其用于设计集中式解决方案。它把权力转移到非民选官员手里,削弱民选代表的力量。在英国,4/5的立法工作现由非民选长俸制公务员把持,他们的任务已经从执行政策变成了制定政策。真正有影响力的民选官员构成了一小群围着政府首脑转悠的朝臣,20世纪90年代,他们通过政治顾问这一角色,完善了对政策和政治的紧密集中控制。整套政治制度凭借对现状的偏爱、对一切新生事物的防范猜忌,外加精英假设,在设计上近乎完美地能阻挠所有创新尝试。
但事情正在迅速发生变化。传统政党无法再满足民众的政治需求。国家对待人民,比企业要糟得多。群众能够更换供应商,要求享受体面的服务,上网获得即时信息,点点鼠标就能买到鞋,这些越来越好的体验,让他们面对政府给予的差劲待遇时愈发感到沮丧。为什么问一件事要等好几个星期才有回复?为什么一定要访问网站?为什么表格的设计这么糟糕?为什么服务费用这么不透明?为什么法律这么死板?数字革命为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的“超个性化”机遇:让家长掌管自己孩子的教育预算;让患者掌管自己的健康预算;把官僚中间人给切掉。
数字民主给政府带来的震撼之剧烈,一如冷战带来的震撼。迄今为止,数字技术对政府实践和生产力的影响几近于无。非要说有什么影响,那就是公共服务的效率不升反降了。想想看,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统计数据。电脑、智能手机、超级廉价的通信和资源无限的互联网接入了他们的办公室,可官僚完全没能提升生产力?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地震快要来了。让政治演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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