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宗教的演变
当我们脚下的整块陆地动弹起来,城市狠狠地,碎落在地,城市凶猛地摇晃,即将崩溃,肉身凡人瞬间变得卑微,愿意相信神的威严和神奇的力量,相信它执掌宇宙的力量,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五卷,第1236~1240行
在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亚当和上帝指尖相触。在没受过教育的人眼里,似乎看不出是谁创造了谁。我们理当认为是上帝在创造,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人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可对阅读过古代世界史的人来说,事情恰恰相反,用塞利娜·奥格莱迪(Selina O'Grady)的书名来说也就是,《人创造神》(Man Created God)。不管是耶稣、基都、安拉、毗湿奴、宙斯或任何其他神祇,它们都无疑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宗教冲动不仅限于传统的宗教。它为鬼怪、占星、通灵和盖亚赋予了活力;它解释了各种迷信,从生物动力农业到阴谋论、外星人绑架,再到英雄崇拜。它是丹尼尔·丹尼特所谓“意向性立场”(intentional stance)的表达,也就是人类从世界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中都看得出目的、主体和力量的本能。“我们看出了月亮上的面孔,看到了云层里的军队……所有伤害了我们的事,我们视为恶意,所有带给我们愉悦的事,我们都认为是善意。”大卫·休谟在《宗教的自然史》里这样写道。
将每一片叶子、每一轮生死都归功于全知全能的神祇,看似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冲动。不过,我的观点是,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为文化演变的实例:所有的神祇和迷信,都源自人类的意识,随着历史的推进,它们会经历特点鲜明但并无规划的转变。这也就是说,哪怕是人类文化中最自上而下的特征,其实也是由下自上、自然产生的现象。
奥格莱迪生动地讲述了基督教产生的故事: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内部酝酿着让人眼花缭乱、互相打架的多种宗教,基督教在这股风潮下悄然形成,但远远算不上是日后有望赢取全球权力的有力候选人。
罗马“单一市场”业已成熟,需要一种宗教来垄断。大帝国往往会由一种宗教占主导:希腊的宙斯体系、波斯的拜火教体系、中国的儒教体系、孔雀王朝的佛教体系、阿拉伯的穆罕默德体系。
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每一座城市都有数十种教派和神秘宗教互为竞争,但彼此之间并无太多排斥嫉妒,只有犹太人的神拒绝容忍他者。希腊的、腓尼基的、亚特兰蒂斯的和小亚细亚的神庙,肩并肩、个挨个地伫立着。整合不可避免,就像成千上万的独立咖啡馆,最终被两三家强大、能更顺畅提供优秀产品的连锁店(如星巴克)取代,罗马帝国也必将由类似的宗教连锁店接管。皇帝尽了最大努力亲自乔装神祇,但亚历山大港的商人、小亚细亚的农民压根不买账。
公元1世纪中叶,泰安那的阿波罗尼厄斯教派(Apollonius ofTyana)似乎有更大的把握征服帝国。和耶稣一样,阿波罗尼厄斯(比耶稣年轻,但生活年代大致重叠)能让人死而复生,创造奇迹,驱除恶魔,宣扬慈善,而且同样有过重生经历(至少精神形态是这样的)。和耶稣不一样的地方是,阿波罗尼厄斯是整个近东地区出名的毕达哥拉斯知识分子。他的出生早就有过预言,他公开禁欲,不喝酒,不穿动物皮毛。跟巴勒斯坦的木匠(耶稣在世传教时的身份)相比,他远为成熟。他打入了上流社会的圈子:经他之手死而复生的人,是元老院议员之子。他声名远播,传到了罗马的疆域之外。当他抵达巴比伦,帕提亚国王瓦尔达尼斯欢迎他,邀请他常驻传教一年。
接着,他向东前往现在的阿富汗和印度,从此杳无音信。他消失很久以后,他的教派跟犹太教、拜火教和基督教展开了竞争,只可惜最终还是走向了没落。
这全怪大数人扫罗,也就是俗称的圣保罗。阿波罗尼厄斯有一位辛勤的希腊历史学者菲洛斯特拉托斯帮他传教,耶稣也有幸得到了这位口才极佳、性子古怪的法利赛人相助。圣保罗着手重塑耶稣教派,把它从专门针对犹太人的信仰,变成了一种旨在打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普遍信仰。圣保罗敏锐地意识到,耶稣教派可以瞄准穷人和受剥夺的人。它严厉地反对财富、权力和一夫多妻制,就是为了打动那些一无所有的穷苦人。基督教徒怎样最终(耗了足足3个世纪)说服了皇帝康斯坦丁皈依本门,至今仍然有些神秘,但这跟修正新信条后的民粹主义的吸引力肯定有很大的关系。这以后,基督教征服地球上的大片土地,既靠说服,也靠武力。从狄奥多西斯皇帝开始,但凡有可能,所有参与逐鹿的宗教,都被凶狠无情地踢出了局。
总之,你可以看出,基督教兴起的故事无须任何神祇相助。与其他任何运动一样,这是一种人为的崇拜、一种在头脑里传递的文化蔓延、一个文化演变的天然案例。
诸神的可预见性
有关众神的人造性质,进一步的证据来自他们的演变史。这是一点鲜为人知的事实,但神祇的确是演变出来的。人类历史不光从多神教稳定而渐进地转变为了一神教,而且,神还从敏感、愚蠢、贪婪只是恰好有着不死之身的人,变成了没有实体、住在完全不同境界里的善良魂灵,并主要表现出美德。想想《旧约》里报复心重且易怒的耶和华,再想想如今基督教里爱心充盈的上帝。又或者,想想放纵好妒的宙斯、纯粹空灵的真主、醋意满满的赫拉、甜美贞洁的玛利亚。
狩猎采集社会的神灵,管理不靠祭司,而且也不怎么奉行前后一致的原则。早期定居社会的神灵,要由专门人员通过仪式加以组织、阐释和供奉,“被阐释为不受道德良心支配,对人类道德不感兴趣”[此语出自尼古拉斯·博马尔(Nicolas Baumard)和帕斯卡·博耶(Pascal Boyer)]。这种道德冷漠,是苏美尔、阿卡德、埃及、希腊、罗马、阿兹台克、玛雅和印加帝国,以及古代中国及印度诸神的特点。
直到很久以后,在世界的部分地区(显然是那些生活水平高得足够令一些人,比方说嬉皮士,渴望苦修之纯粹和崇高理想的地方),神明才突然关心起了道德。教士们发现,苛刻的、苦修般的自我牺牲,能唤起更大的忠诚度。有时,这种转换是通过改革实现的,比如犹太教和印度教;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崛起了一种强调道德的新教派,如耆那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事实证明,这些讲究道德的神灵极为善妒,不光排挤道德中立的宗教,也排挤那些有着不迷信道德准则的教派(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儒教和斯多葛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推荐的似乎都是金律,只是版本略有不同——一如佛教、犹太教、耆那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戒律所示。博马尔和博耶指出,它们调动人类的互惠和公平本能,强调善行与超自然回报之间、罪与苦修之间的相称,实现了蓬勃发展。换句话说,神明通过适应人类本性的某些方面(也即它们赖以存在的环境)来不断演变。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它们是双重的人造之物:既是人类演变的,也是人类发明的。
一如罗马成了基督教的成熟市场,阿拉伯和伊斯兰教的关系也是这样。广袤的阿拉伯帝国必然孵化出自己的普遍宗教,很可能是一种善妒的宗教,但穆罕默德的版本摘下头筹并非必然(宗教的存在可以预见;具体会出现哪一种宗教却无法预见)。不过,在本例中,情况是反过来的:这一回,是一种宗教催生了一个帝国。公元610年,在商队贸易往来繁荣的沙漠小镇麦加,穆罕默德从天使手里接下了《古兰经》。当时的麦加是个没有宗教的地方。接下来,穆罕默德依靠神的协助,打赢了一场重要战役,征服了阿拉伯。如常所说,较之对其他宗教创始人生平的了解,我们对穆罕默德的传记知之甚详。
先知的演变
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传记所述的每一点事实都值得怀疑。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没有人记录过他的生平,除了630年前后,有一份基督教文献简短地提到过一位撒拉逊人先知。在伊斯兰世界,直到690年,才有人第一次公开提及他。详细的传记全都写于他死后两百年。
重建近东古典时代晚期,历史学家可告诉我们,麦加并非重要的贸易中心,直到公元741年才有人提到这个名字。同样,《古兰经》也不是在没有宗教的社会里写出来的,而是来自一个彻底一神论的社会:经文里有大量基督教、犹太教和拜火教的传说。圣母玛利亚在《古兰经》里出现的次数比在《新约》里还多;还有少量概念,跟失传已久的死海古卷同源(大概在公元600年前后湮没),必定是从更古老的传说里承继下来的。
事实上,没有什么线索,能把《古兰经》编撰者的生平跟阿拉伯半岛中部联系到一起,反而有大量线索将它跟巴勒斯坦及约旦河谷边缘地带联系到一起:部落的名称、地名和牲畜标示以及阿拉伯沙漠里找不到的橄榄等动植物。《古兰经》里提到的罗得、索多玛和盐柱的故事,暗示了它所发生的地点,几乎可以肯定,指的是靠近死海地区多盐的地带。阿拉伯北部,罗马帝国边界之外,长久以来就是孕育流亡犹太教和基督教异端的沃土,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传统,还有些混合了波斯拜火教的痕迹。如今的许多学者都认为,这里才是《古兰经》实际产生的地方。
当然,按照传统,宗教的更替要求信仰的飞跃。《利剑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the Sword)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汤姆·霍兰德(Tom Holland)曾指出:
“先知的传记告诉我们,麦加位于一片荒凉的大沙漠当中,是一座根深蒂固不信仰宗教的城市,完全没有犹太教或基督教教徒的大规模存在。那么,除了神迹之外,我们该怎么解释当地突然出现了一种不折不扣的一神教,还大量引用了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的言语呢?”
在那些不接受神迹说的人眼里,《古兰经》几乎可以肯定是来自对旧有文本的汇编,而并非公元7世纪的全新文献。它就像是许多河流汇集而成的湖泊,是源自几个世纪一神论融合与辩论的作品,并在新近统一的阿拉伯人不断扩张、排挤了罗马及波斯萨珊势力的大帝国里,最终采用了出自先知之手的形式。汤姆·霍兰德生动地形容说,一朵盛开在古代苗床上的花朵,而非一柄落在古代颈项上的大铡刀。
它包含了点滴罗马帝国的宣传、基督教圣徒的故事、希腊诺斯底福音书的残卷、古代犹太人经书的部分。
霍兰德继续分析了阿拉伯文明是怎样产生的,又怎样在这个过程中塑造自己的新宗教。公元541年查士丁尼主政时爆发的鼠疫(黑死病),摧毁了东罗马拜占庭和波斯帝国的城市,但两个帝国影响相对较小的南部边缘地带却有游牧部落幸存下来。游牧民族帐篷里进进出出、满身跳蚤的耗子,比城市居民的家里要少,因此瘟疫带来的问题不太严重。瘟疫过后,帝国边境一些地区的人口减少,村落废弃,失去防卫,给游牧部落留下了大量可供扩张的肥沃土地。公元6世纪初,君士坦丁堡和波斯帝国之间爆发大战,波斯人先胜,接着东罗马人又扳回了局面,进一步耗尽了霸权势力,也进一步让边缘地区的游牧部落壮大了胆量。《古兰经》里包含了以这场大战为背景的线索,包括东罗马帝国皇帝赫拉克利乌斯所打的几场战役,以及他试图披上亚历山大大帝斗篷的故事。
穆罕默德被奉为先知,逊尼派传统的提炼以及写下圣训,赋予穆罕默德丰满的生命,这些只可能是事后为之。此时,阿拉伯人凭借坚定而脆弱的自信,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显然是打定主意要把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异教信仰,从伊斯兰教的智力血统上分离出来。于是,突然之间,奇迹般的,穆罕默德凭空创造伊斯兰教,成了一个亟待讲述的故事。实际上,公元690年前后,新即位的伍麦叶王朝(UmayyadAmir,又作“倭马亚国”)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Abd al-Malik)有意识地着手培养先知的传奇,首次引用了穆罕默德之名。他铸的金币上印有“以真主的名义,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信使”。他故意这么做,好让自己帝国的宗教跟竞争对手罗马不同,并要让它不仅仅是基督教的改版,还要“时刻提醒罗马人的低劣信仰”,用汤姆·霍兰德的话来说:
“阿拉伯征服的巨浪,扫掉了种种信仰的残骸和废料,必然要塑造一种连贯的东西,一种体现神之封印的东西取而代之:简单地说,也就是一种宗教”。因此,与其说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征服的成因,更不如说是其结果。
在这一点上,伊斯兰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基督教和犹太教也都这么做:构建精巧的背景故事,诉说其起源。我们可以从最近的宗教革新(比如摩门教和科学教)里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以有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派(Church of Latter-Day Saints,摩门教的别称)的简单事实为例:19世纪20年代,纽约州北部,一名贫困的业余寻宝人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因被人控告假装寻找失落宝藏受审,他声称自己受天使的指引来到一个地方,挖到了刻有古代语言字样的金属板,而且不知为何,他还能翻译这一古老文本。他说,自此以后,他将金板藏进了保险柜,天使说别给任何人看。相反,他公布了译本。几年后,他口授出了584页的译本,采用钦定版《圣经》风格的语言。这是一份编年史,记载了北美部分早期居民搭乘古巴比伦时期的船只,在耶稣诞生前几百年来到了北美洲,天知道怎么还笃信耶稣。
此事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这是真的;要么,这是约瑟夫·史密斯编造的,后者比前者更合理。对我来说无所谓,摩门教似是而非的故事,跟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犹太教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数百年的岁月流逝,为后三者赋予了别样的光彩。说到底,摩西也曾走上小山,下来时手里就有了得自上帝的指示。在我看来,所有的宗教都是人造的。
麦田圈崇拜
在这个问题上,也即摩西、扫罗或者约瑟夫·史密斯所遭遇的每一件超自然之事,我曾有过顿悟。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卷入了一场有关麦田圈起源的争论。第一次读到英格兰小麦、大麦田里出现齐齐整整圆形图案的故事,我心想,这明显就是人为的嘛。某个人去了酒吧之后,想到了一种办法,把庄稼犁成整齐的圆圈,这比外星人或者未知力量突然在威尔特郡现身,出于莫名的原因又只出现在靠近道路的麦田里,干完了活儿还一夜之间消失要合理多了。最起码,我们应该把它视为零假设。
所以,我做了些合乎情理的事情。我跑出去亲自制造了一些麦田怪圈,想看看这有多么容易。我的第二次尝试,已经好到能够把当地农民糊弄得高度亢奋的地步了。我跟妹妹和两个连襟一起,参与了部分超自然力量粉丝组织的旨在说明“伪造”麦田怪圈有多难的竞争。
我们和其他参与团队的作品,轻松地证明事情完全相反:伪造它们很容易。然而,麦田圈热潮炒作得越来越大,催生了书籍、电影、特色旅游,甚至一家名为“麦田怪圈学”的机构,没有人有勇气、动力坚持说,怪圈是人为的。没过多久,一些人真的通过书籍和讲座靠这档子事赚钱了。圆圈越来越复杂,同时也越来越像是人为的。可现在的解释集中在地脉能量线、外星飞船、等离子旋涡、球状闪电、量子场上。有些人认为它们是来自盖亚的消息,要告诉人类应对全球变暖。
整个领域都是最为明显的伪科学,一如怪异的从业者一不小心就展现出来的小小争执。
那么,你可以想象我写下这些话时该有多惊讶了:我不过是轻轻地嘲讽了一下不把麦田圈视为人造物是何其不理性,结果,对方却批评我是个老顽固,对超自然现象欠缺开放的心态。你瞧,问题在于,说我错了的麦田圈科学“专家”根本对我不屑一顾。我发现自己被他们当成了异教徒,其中有一两个人的攻击相当狠毒。为科学杂志(绝非小报)效力的记者,还有一支电视纪录片团队,温顺地重复着自诩的“麦田圈专家”的明显错误论点(也即麦田圈绝不像出自人为之手):他们几乎不动脑子地照搬了全文的观点。我第一次意识到了媒体惊人的轻信,以及它对自封为权威的论调没头没脑的崇敬之心。只要在伪科学的末尾加上“某某学”(ology)的后缀,你就能把记者变成驯服的宣传员。我看过喜剧团体蒙蒂·派森(Monty Python)的《万世魔星》(Life of Brian),可此前并未意识到其对现实的嘲讽是多么贴切。
一家电视台的团队做了一件事:他们找来一群学生,趁着夜里制造了一些麦田圈,接着问顶尖“麦田圈专家”特伦斯·米登(TerenceMeaden),这些是“真的”还是“伪造的”(也即人为的)。他当着摄像机向他们保证,绝不可能是人造的。接着,电视台的人告诉他,这些麦田圈确实是前一天晚上制造出来的。米登哑口无言,话都说不利索了。这对电视节目来说真是棒极了。然而,即便如此,制作人却以支持麦田圈学一方的论点结束了节目:不是所有的麦田圈都是恶作剧哦!只有这一次是!了不起的上帝!
同年夏天,道格·鲍尔(Doug Bower)和戴维·乔利(DaveChorley)吐露实情:这场热潮是1978年某天晚上他俩在酒吧喝了酒之后弄出来的闹剧。他们给出了种种可信的细节,如日期、时间、技术等。报纸委托道格和戴维再造一个,然后让另一位顶尖“麦田圈专家”帕特·德尔加多(Pat Delgado)判断其真实性。德尔加多也坚持麦田圈不可能是“伪造的”,结果,当场出了丑。那么,泡沫该破灭了吧?并没有。“麦田怪圈学”专家迅速跑到电视上说,是道格和戴维在胡说八道(《万世魔星》再次重演:真正的弥赛亚否认自己是救世主)。大家还是继续信以为真。在英国的部分地区,还是有人相信这档子玄学,不过,我很高兴地说,麦田怪圈学家已经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就连维基百科如今也说,麦田怪圈(大部分)是人造的,但还是存在真正的信徒。最近有一本书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是“英国政府、美国中央情报局、梵蒂冈及其大众媒体同盟发起的,旨在对大众洗脑的揭露运动”的一部分。
迷信的诱惑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经历,它教会我,人是多么乐于相信超自然解释,相信公然胡说八道的“专家”(或者先知);他们喜欢各种暧昧不明、故弄玄虚的解释,而不是普普通通、显而易见的解释;他们把怀疑的人斥为异端,不承认对方是能被理性和证据说服的不可知论者。当然,麦田圈还是太琐碎了,不足以带来一种全新的宗教,但我的观点就是这样的。你看看,就连用这么平庸的东西,都能轻松掀起一场超自然热潮。在那一刻,我明白了约瑟夫·史密斯、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等人是怎样设法说服信众自己目睹了神迹(是真是假姑且不论)。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怀念绝对》(Nostalgia for the Absolute)一书中提出,人总是被更崇高的、能简化世界、解释一切的真理所吸引。他们怀念中世纪宗教教条般的纯朴。
宗教起源的中心主题和麦田圈一样,它们出自人为,但不断演变。它们更多地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现象,而非后世追认的传说。和技术创新一样,它们是在文化实验里对变异加以选择、不断试错所得的结果。而它们的特点是所处时代和地点所选择的。它们还让我们窥视到了人性的弱点:对说教性的解释是多么轻信。
不光宗教神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现象,连宗教组织结构也一样。
宗教时时处处都坚持来自权威的观点。因为教皇、《古兰经》或者当地牧师这么说了,所以你应该这么做。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相信,人们做出道德行为,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教导,没有迷信,就没有道德行为。牧师始终主张,顺从和结果、祈祷和幸运、罪和病之间存在关联。直到17世纪,像奥利弗·克伦威尔等将领,会把自己在战场上的胜利完全归功于神迹,就跟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们一样。这并不是一套优秀战略。公元1世纪,中国皇帝王莽倒台,主要是因为他把所有努力都投到了顺从天兆上,而不去满足人民的需求。
天钩思维不仅仅局限于“有神”宗教。在各种有着核心信仰的运动里,它也活灵活现,从唯心论到占星术再到环保运动,莫不如此。
心灵感应、招魂、鬼怪、灵异及其他超自然现象的核心,就是不愿接受巧合。神秘心态坚持认为是某种东西导致了巧合,一定是某种东西让半夜里怪事儿不断。
迷信很容易唤起,不光是在人身上。心理学家斯金纳把鸽子关进有机器定期喂食的笼子里。他观察到,一些鸽子似乎确信,自己在食物出现之前做的事情,是食物出现的原因所在。因此,鸽子会重复这些习惯。一只鸟逆时针地转身。另一只鸟把头塞进角落。第三只狠命摇晃脑袋。斯金纳认为,实验“可以说是展示了一种迷信”,并估计人类行为里也存在很多类似的事情。
人类很容易变得迷信。我们毫不犹豫地把无生命的物体视为“主体”,我们相信水晶有治病的神力,老房子里有鬼,有些人能施展巫术,有些食物有着神奇的保健特点,以及有人在“看着”我们。人具备这一意向性立场是符合进化意义的,因为它在石器时代一定能救命。如果你每次听到草丛里传来沙沙声就高度警觉,觉得每一记突发的声响,将其看作潜伏的敌人发出来的,那你很可能活得更长久。如果这偶尔让你错以为自然的巧合是神明的旨意,那又怎么样呢?反正没坏处。各种所谓的神经神学家都声称,找到了这一高度活跃的意向探测器在大脑里的确切位置,或者有证据表明基因变异使得我们中一部分人的意向探测器更加活跃。可到目前为止,还得不出什么一致的结果。
事实上,我们所有人多多少少都具备这样的意向探测器,这就是为什么世界的每一个地区、历史的各个时代,都能发现宗教信仰的身影,理性的怀疑很少见,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十分孤独的,出于这个道理,卢克莱修、斯宾诺莎、伏尔泰和道金斯才变成了异端。老实说,意识到这一点带来了悖论:如果广义的信仰是普遍的,那么再多的论点也不能扑灭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明真的存在,只不过是存在于我们的头脑当中。出于这个原因,在信徒里,神经神学大受欢迎,因为神经神学并不强调神明出于虚构,而是在强调无神论没用。
活力妄想
由此而来的必然后果一如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所说,如果人们不再相信某事,那么,他们并不是什么都不信,而是什么都信。欧洲基督教的衰落,伴随着其他各种迷信和教派的崛起(弗洛伊德和盖亚等都包括在内),两者绝非巧合。事实上,在嘲笑占星术、心灵感应、唯灵论和猫王崇拜之前,我应该坦率地承认,科学家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待信仰存在这种轻信倾向。区分伪科学和科学,如今我自己其实并不那么有信心。我基本上可以肯定,天文学是科学,占星术是伪科学;进化论是科学,创世论是伪科学;分子生物学是科学,顺势疗法是伪科学;接种疫苗是科学,疫苗接种恐慌是伪科学;氧气是科学,燃素是伪科学;化学是科学,炼金术是伪科学。我也差不多敢说,所谓的“莎士比亚的著作,出自第十七代牛津伯爵之手爱德华·德·维尔”是伪科学。此外,猫王还活着、戴安娜王妃死于军情五处之手、肯尼迪死于CIA 、“9·11”恐怖袭击是监守自盗一类的说法,都是伪科学。同样的道理,鬼魂、飞碟、心灵感应、尼斯湖怪兽、外星人绑架以及其他一切和超自然现象相关的东西,都是伪科学。
但更有争议的是,我还认为,弗洛伊德学说的大部分内容也是伪科学。卡尔·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Refutations)中指出,他在维也纳期间,对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的观点有着很强的解释力。但他很快意识到,集中校验它们并非判断其正确与否的方式,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证伪它们。爱因斯坦的设想可以通过简单的实验来证伪,跟弗洛伊德(或者阿德勒等追随者,波普尔最初觉得自己也是其中之一)狂潮似乎完全不一样。任何事情似乎都可以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在崇拜者眼里,正因为它们总是适用于任何事情,这些理论才如此有力:
“可我开始意识到,这种显而易见的优点,其实恰恰是它们的软肋”。附带的“赠品”是,一旦理论遭到了事实的反驳,它们的追随者就顾左右而言他。
对我来说,神秘(故此也就不值得信任)理论的特点是,它们无法证伪,借助权威,严重依赖轶事,还有着共识的美德(看!那么多人都像我一样相信),而且还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你会发现,这适用于大多数宗教。
和宗教一样,科学也始终承受着确认偏误倾向的困扰。哪怕(甚至是)掌握在精英专家之手,它也能轻松摇身一变,化身伪科学,尤其是在预测未来、事关大笔资金动向的时候。
有一种已经仓皇撤退的迷信,叫作“活力论”。这是一种古老的观念,认为活体组织里有着某种特殊的东西。当时的人认为,活体细胞里不光包含了碳、氢、氧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还应该含有某种能使之“活过来”的神秘的重要成分。几百年来,活力论者一直在后撤。
1828年,人工合成了此前只有生物才能生成的物质——尿素,给活力论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基本上摧毁了化学需寻找活力原则的观点。活力论调撤退到物理学,接着又撤退到量子物理学,在此领域,它仍然暗示存在神秘的独特性。可紧接着,DNA结构的发现,又把活力论给炸飞了。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争辩说,双螺旋结构证实活体组织里的确存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也即说,它包含着能够自我复制、为驾驭能量指导合成机制的数字信息。没想到,生命的奥妙竟然是用数字形式所表达的无尽多的组合信息(基因组DNA总共只有4个字符——碱基A、T、G、C,取其中3个字符组成氨基酸编码,再经无穷多的连续组合,就构成了遗传密码)。这不太符合活力论者此前的预期;生命就是信息,这似乎太平凡了,尽管这实际上是人类意识萌发的最美妙概念之一。故此,1966年遗传密码得到阐释之后,弗朗西斯·克里克充满信心地宣告,活力论调烟消云散了。
然而,它仍然在种种伪科学里活得好好的。顺势疗法就以活力论为基础。顺势疗法的创始人塞缪尔·哈内曼(Samuel Hahnemann)认为,疾病仅仅是“给人类身体带去活力(活力原则)的灵性力量(动态的)出现了紊乱”。有机农业也起源于活力论,创始人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认为,为了“通过宇宙和地球的力量影响地球上的有机生命”,有必要“刺激土壤里的活力和协调过程”。这是他凭借超自然感受力所得的见解。实现这一目标的筹备工作包括,把各种物质放进牛角,在仪式上埋起来,以便它们发挥天线的作用,接受宇宙的震荡活力。主流有机运动基本上已经摆脱了这些“生物动力”迷信,但某些农业技术(如硫酸铜杀虫;反过来说,基因改造技术则不在此列)仍然保持了相关的神秘信念。
气候之神
工业二氧化碳排放未来将导致危险的全球变暖理论,虽然比上述迷信更为科学,却也沾染了些许宗教色彩,只要有人对它表示怀疑,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毫无疑问,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倘若其他条件保持不变,二氧化碳含量增高,的确会导致气候变暖。该理论进而论证,这样的变暖本身虽然并不危险,但是经最初变暖所释放的更多水蒸气放大,或许足以形成全球性灾难。它也将压倒气候所发生的任何自然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气候的“控制旋钮”。
这是一个庞大的主题,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告诉我,他们担心这套理论的视角有点太自上而下了,二氧化碳水平只是诸多影响因素(包括并无外部成因的“内部变量”)之一。
这些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认为,这解释了近几十年来气候并未如期迅速变暖的原因。它还解释了如下事实:南极冰核揭示了地球进入和淡出冰河期期间气温和二氧化碳之间的明确关系,它跟前述理论的预测完全相反:二氧化碳含量随气温涨落,而不是反过来。效应不可能先于成因,我们如今差不多可以肯定,冰河期是地球轨道变化引起的,二氧化碳只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甚至可能根本没发挥任何作用。简而言之,前述理论过分高估了二氧化碳对全球气温的影响,不肯承认它只是诸多影响因素之一。
将因果关系简单化,是典型的宗教做派。当然,一旦怀疑者提出这样的论点,就经常碰到一系列宗教味十足的辩驳:他们“否认”真理,他们的立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为忽视了后人的需求,或者他们应该接受主流舆论。但是,科学的关键、启蒙运动的整个动力,就在 于 拒 绝 来 自 权 威 的 观 点 。 物 理 学 家 理 查 德 · 费 曼 ( RichardFeynman)说过,科学就是相信专家的无知。观察和实验胜过经书。部分科学家(至少在气候领域而言)主张只有一种真正的权威言论,这就没法让人想到启蒙,而会想到宗教。此外,科学界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的地方是,地球变暖确有其事,但程度轻微,并不危险。
还有人提出了另一个类似宗教的观点:没错,灾难性的气候变换或许不太可能出现,但哪怕它有微不足道的概率会发生,我们也应千方百计地去防止它出现,不管多么痛苦,这都值得一做。这种说法其实和帕斯卡的赌注差不多:帕斯卡认为,哪怕上帝的确不大可能存在,你也最好去教堂以免万一,因为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带给你的好处无穷大,就算他不存在,带给你的痛苦却也十分有限。在我看来,这是一套危险的教条,在为如下不明智的做法开脱:为了阻止发生概率渺茫的厄运,却给此时此地的弱势群体带来真正的痛苦。这正是优生学使用的论点:以崇高的目的来证明残忍手段的正当性。此外,帕斯卡赌注还适用于其他所有可能发生的灾难,既适用于目的,也适用于手段。如果大规模采用可再生能源后却破坏了环境,危害极大,那会怎么样?意在防止全球变暖的生物能源政策,无意间抬高了粮食价格,每年害死了成千上万的穷人。
多位持反对立场的怀疑论者,从已故的美国作家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到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伊瓦尔·贾埃弗(IvarGiaever),从澳大利亚前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到英国前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也都曾将气候变暖方的论点跟宗教相比。对方告诉我们,我们正犯下罪过(排放二氧化碳),我们有原罪(人类的贪婪),我们从伊甸园(前工业化时代)遭到放逐,我们必须忏悔(谴责不负责任的消费主义),必须赎罪(缴纳碳税),悔改(坚持让政治家喋喋不休地就气候变化提出警告),寻求救赎(可持续性)。有钱人可以购买赎罪券(碳补偿),留下自己的私人喷气机,但任何人都不得背叛《圣经》(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公布的报告)里规定的(对二氧化碳的)信仰。谴责异端(“不信神的人”)、尊崇圣人(阿尔·戈尔)、听奉先知(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是所有人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审判日(不可逆转的临界点)定会降临,届时,我们会感受到来自地狱的火焰(未来的热浪),体验到神祇的愤怒(更强烈的暴风雨)。幸运的是,上帝已经为我们送来了牺牲献祭的征兆。有时候,我会惊讶于风力发电厂看起来是那么的像耶稣受难地。
2015年2月,拉金德拉·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辞去主席一职。他在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辞职信里坦言道:
“对我来说,保护地球,保护所有物种的生存,保护我们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一项任务,它是我的信仰、我 的 佛 法 。 ” 法 国 左 翼 哲 学 家 帕 斯 卡 尔 · 布 吕 克 内 ( PascalBruckner)极力批评气候政策,他说:“尤其是在欧洲,在不信教世界的废土上,环境正成了冉冉升起的世俗新宗教。”他写道:“人类的未来,又再次遭到了重大勒索,一如基督教过去对它的挟持。”
就这个主题而言,我并不怎么较真。我并不真心认为阿尔·戈尔有什么圣人的属性。没错,的确有科学证据支持部分气候变化的预警,但我在这里想要指出,人类热心地支持某一种科学、宗教甚至是迷信的世界解释,封闭头脑,憎恨存有不同意见的人,是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的。这种行为太常见,简直容易让人忽视,科学家在抵挡这一诱惑上也并不比其他人表现更好。
天气之神
2013~2014年的冬天,英格兰南部大范围遭受水灾,有人听到英国独立党的当地政客大卫·西尔维斯特(David Silvester)偷偷说,这一定是上帝在惩罚英国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此举遭到公众嘲笑(嘲笑有理)。但是,过了没几天,几乎所有的正常政客(除了少数几位例外)都将洪水归咎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哪怕15年来气温并无净增长。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冬天出现了明显的极端气候趋势或雨水增多趋势,反倒有大量证据表明,土壤利用和疏浚政策的变化,是导致洪水暴发的罪魁祸首。事实上,南安普顿大学的科学家经研究得出结论,英国洪水变多是因为城市扩张和人口增长,而非气候变化所致。英国气象局认为:
“仍然没有太多证据表明英国近来暴雨陡增和人为气候变化相关。”
面对这堵科学的砖墙,气候活动家往往诉诸“与之一致”等含混说法。洪水或许不是气候变化直接导致的,但模式与之保持一致,这是宗教的语言。一如尼格尔·劳森所说:
那又怎么样呢?它还跟“至上的神为我们的罪降下惩罚”的理论(这是人类大部分历史时期对极端天气事件的普遍解释)相一致呢。
事实上,如果气候学家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天气模式跟当前正统气候模式不一致,倒还有些帮助。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最好是牢记卡尔·波普尔的重要洞见:任何无法证伪的理论,不能视为科学。
因此,近年来的每一场暴雨、洪水、台风、飓风和龙卷风,每一轮干旱和热浪,每一轮暴风雪和冰雹,都被人(大多数是政客而非科学家)归咎于人为气候变化,无视其他所有相关的因素(包括人为因素,如植被变化、土地排水及开发建设),这跟把它怪罪到同性恋婚姻上的那家伙又有什么区别?两者都同样是想把天气变成罪的代价。
人类为天气寻求意向性解释的倾向自古就有。“每一起自然事件,都应该是受某个智能主体管辖的。”大卫·休谟写道。在我们心智的某个地方,我们从未真正接受,雷暴背后并不曾藏着主体,干旱也不是对某些罪孽的处罚,这仍然是意向性立场。古时候,它是宙斯、耶和华或者雨神。16世纪,它是女巫,如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贝林格(Wolfgang Behringer)和克里斯汀·菲斯特(ChristianPfister)发现,欧洲的有组织“猎女巫”浪潮以及烧死所谓的女巫充当替罪羊,跟小冰河期气候变冷、天气糟糕、庄稼收成差有着紧密的关系。因气候变化遭受损失的农民社群,往往会向官方施压,要求开展有组织地“猎女巫”活动。
就算到了18世纪,大多数人以及大多数领导人认为,一切自然灾害都是神的降罪,莱布尼茨的自然神学就是这么规定的。20世纪出现过短暂的消停期,理性观点占上风:天气就是天气,不是任何人的错。但随着人们把每一场风灾、水灾都归咎于二氧化碳的排放,消停期已经结束,我们又回到了互相指责的老路上,人们总算宽慰地长长出了一口气。近几年“极端天气”说法广为流传,就源自它触动了这种“神之降罪”心态。
有关极端天气最重要的事实是:洪水、干旱和风暴造成的死亡人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下降了93%,而同期世界人口翻了3倍。这不是因为天气不如从前狂野,而是因为世界变得更加富裕,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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