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领导力的演变
生活在和平与服从里,远远优于,渴求统治之权力,在整个王国只手遮天。
让别人去,从一无所有里,顺着野心的窄道,杀出一条血路吧。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五卷,第1129~1132行
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宣言,即丹尼斯·狄德罗和让·达朗贝尔合著的《百科全书》里,你几乎找不到名人的词条。比方说,要读到艾萨克·牛顿的短传,你必须查找“Wolstrope”,这是林肯郡村的古名,也是牛顿成长的地方。《百科全书》秉持这种奇怪的羞怯态度,自有一套道理。狄德罗和其朋友认为,历史已经将太多荣誉给了领导者,却太少关注事件和环境。他们想把国王、圣人,甚至发现者拉下宝座。他们想提醒读者,历史是由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而非少数超人英雄推动的进程。他们想从历史里,也从政府、社会和科学里去掉天钩(即便如此,对“Wolstrope”这个地方,除了是牛顿的出生地,他们也找不出什么话可说)。
跟狄德罗同时代但略微年长的孟德斯鸠,同样坚持认为,面对自然不可抗拒的必然性,领导者获得了太多光彩。他认为,人类仅仅是附带现象,历史是由更普遍的原因推动的。“就宗教改革而言,马丁·路德领取了太多功劳。”他写道,“但这是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是路德,自然有别人来做。”一场战斗的偶然结果,有可能提前加快一个国家的覆灭,也可能推迟它,但如果这个国家注定要覆灭,那它迟早都会发生。故此,孟德斯鸠对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做了区分,这是社会科学里一个很有用的概念。有些时候,他过分推崇气候决定论,过分寻找事件的非人因素,但不足为奇,他讨厌教会和国家,因为前者认为上帝是万物之因,后者喜欢归功于国王。
到了19世纪,受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历史“伟人”论的影响,传记死灰复燃。卡莱尔说,拿破仑、路德、卢梭、莎士比亚和穆罕默德等英雄人物,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成因,而非结果。
颇具影响力的1911年版《大英百科全书》则走到了《百科全书》的另一个极端:社会历史淹没在了传记当中。于是,为了解后罗马时代的世界,你必须查找“匈奴王阿提拉”的条目。
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 对自上而下的历史观做了反击,认为卡莱尔是错的,可惜基本徒劳。列夫·托尔斯泰将《战争与和平》的很大篇幅用来反对伟人史观。可是20世纪接下来上演的一幕幕大戏,似乎却证明卡莱尔是对的,伟大的男男女女,或好或坏,一次次地改变了历史:列宁、丘吉尔、曼德拉、撒切尔、希特勒。一如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在《丘吉尔:一个人如何缔造历史》(The Churchill Factor:How One Man Made History)中称,几乎无法想象,在1940年5月,会有其他英国政客,掌权后竟然选择不低头受辱地跟希特勒谈判寻求和平。战时内阁里没有其他任何人拥有足够的勇气、疯狂、纯粹的放肆,蔑视必然,继续战斗。约翰逊举的这个例子,确实证明了一个人能改变历史。那么,历史真的是由伟人推动的吗?
[1] 赫伯特·斯宾塞是历史上受到最不公平中伤的人物之一,他今天的名声,对一个支持“败者为寇”的无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而言,也算恰如其分。可惜这是天大的中伤。斯宾塞主张对在生活竞争中落了下风的人给予同情、怜悯和施舍,但他也支持竞争,因为竞争能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而不光是因为竞争帮助了最成功者。他是一个极具同情心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敏感、才华横溢。他热情地反对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宗教、国家暴政及一切形式的压迫,他支持女权,支持工人结社。因此,指责他主张“强权即公理”是截然错误的。他始终不信任政府,担心“政府会对本应给予保护的群体施加暴政”,他更倾向于鼓励自愿合作。20世纪的历史发展,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时期留下的数千万累累白骨,充分肯定了他对国家愤世嫉俗的看法。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指出:“20世纪之后,要是还有什么人,仍然认为彻底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动员、统一规划、调控、分区制度、价格控制、税收政策、工会、企业集团、政府支出、侵入性监管、冒进的外交政策,信任宗教或政治,或者其他19世纪式支持政府采取彻底行动的主张,仍然是改善我们生活的无害理性观点,可谓不长心眼。”斯宾塞也并未主张以铁石心肠对待不幸者。见Richards, Peter 2008. Herbert Spencer ( 1820-1903 ) : SocialDarwinist or Libertarian Prophet?, Libertarian Heritage 26and Mingardi, Alberto 2011.Herbert Spencer. BloomsburyAcademic. Deirdre McCloskey's remarks are from an essaycalled ‘Factual Free-Market Fairness'.Available atbleedingheartlibertarians.com。
中国改革的自发性质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从那以后,5亿人口脱贫致富,经济发展欣欣向荣。坦率地说,邓小平对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愧是伟人。但如果你仔细审视中国1978年发生了些什么,这其实是一个远远比通常所述更接近演变的故事。一切都是从农村开始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个人拥有土地和收成。但这种变化并非来自政府从上至下的指导,它来自“下面”。在小岗村,18名农民,因为收成惨淡,需要到其他村庄乞讨求食,一天晚上秘密开会,讨论该怎么做。
第一个发言的勇士叫严金昌,他提议各家保留各家的收成,按户划分集体的土地。他找来一张废纸,写下了契约,所有人都签了名。
他把纸卷起来,塞进竹筒,藏到了房椽上。这些家庭每天不等大队正式吹哨子就下田干活,收工之后还会继续劳作良久。因为知道可以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利,受此激励,他们第一年就从土地上收获了比此前多很多的粮食。
此后,小岗村的做法得到了认同,包产到户遍地开花,农业迅速转型,工业紧随其后。如果邓小平不是一个这样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改革或许会推迟,但迟早有一天仍将到来。
蚊子打赢了战争
今天,我们仍然受制于伟人史观,也许仅仅是因为我们喜欢读传记?美国总统政治完全是基于这样一套神话建立的:一位完美的、无所不知的、德行高尚的、廉洁的救世主每隔4年就会出现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里,带领他的人民前往应许之地。这种救世主情绪,奥巴马当选总统那一天达到了不可超越的极端。用他自己在2008年6月的话来说,这一刻,“大海的浪头开始降下去,我们的星球逐渐愈合”。他要“拯救这个国家”,关闭关塔那摩湾,改革医疗保健,为中东带去和平。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基本上就是因为当选了总统。这个可怜的人,在这样高涨的期待中,他可不能让人失望啊。2013年,在奥巴马推出了令人失望的医改之后,波士顿大学政治学家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评论说:
“或许事实证明奥巴马本人也是一枚类似哑弹的东西,但主宰美国政坛数十年的对总统的个人崇拜,迄今未曾有所衰减。”每隔4年,当民众发现,神祇一般的大英雄露出了沾满泥巴的脚,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竟然没有太大的力量能改变世界,他们是注定要感到失望的。即便如此,美国人民对总统制度的信心从未有所减损。其他国家也没有太大的不同。
又或者回过头来,看看人类历史上的沧海巨变(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它们都是其他事情的偶然副产物。贸易使得意大利商人发家致富。因为对高利贷感到愧疚,他们委托艺术家制作美丽无比的虔诚作品,并支持以开放的心态探索古典世界的知识。印刷带来了廉价的书本,使之广泛传播,这促成了宗教改革,经过此前几百年数次失败的尝试之后,最终破坏了教皇及其追随者的权威。技术专家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认为,历史事件的意外后果有可能意义深远。古腾堡带来了便宜的印刷书籍,由此拉开了识字率增加的帷幕,造就了眼镜市场,眼镜市场带来了对透镜的研究,后者促成了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发明,最终开启了“地球绕着太阳转”的重大发现。
查尔斯·曼恩(Charles Mann)在《1493》一书中,记叙了东西半球开始接触之后出现的浩浩荡荡的哥伦布大交换,他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塑造历史的真正力量来自下面,而非上面。例如,美国革命既来自乔治·华盛顿的领导,也同样靠了疟原虫的暗中相助。疟原虫摧毁了查尔斯·康沃利斯(Charles Cornwallis)将军在卡罗来纳和切萨皮克湾部署的军队。我这么说,可不是在给打了败仗的英国人找借口,而是以美国杰出环境史学家J.R.麦克尼尔(J.R.McNeill)的权威作品为根据。他提及四斑按蚊(Anopheles quadrimaculatus)中的雌蚊,这样写道:“这群微型亚马逊女战士,对英国军队展开了秘密生物战。”
1779年,英军总司令亨利·克林顿(Henry Clinton)采用了“南方战略”,派部队从海上占领卡罗来纳州,但卡罗来纳州疟疾横生,每年春季都会在来自欧洲的新移民里大规模爆发。引起疟疾的疟原虫会让患者虚弱无力,有时还让他们感染其他疾病而送命。水稻的种植为蚊子提供了充足的栖息地,让问题进一步恶化。“卡罗来纳州的春天是天堂,夏天是地狱,秋天则是医院。”一位德国游客写道。大部分白人殖民者年轻时得过疟疾,活了下来,获得了一定的抵抗力。大多数黑人奴隶来自非洲,对疟疾自带一定程度的遗传免疫力。因此,对意图入侵的外国军队来说,美国南部是个最糟糕的选择。
拿下查尔斯顿后,康沃利斯指挥英军向内陆行进。1780年6月,成编制的皮肤白皙、大汗淋漓的苏格兰人、德国人跋涉在树林及稻田里,四斑按蚊和疟原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它们都吃饱了血(蚊子吸血,疟原虫则吞噬蚊子的细胞)。等到快打仗的时候,大部分英军已经因为发烧变得虚弱无力,连康沃利斯自己也没能逃过这一劫。用麦克尼尔的话来说,只要打上一仗,康沃利斯的军队就会烟消云散。只有久经发烧考验的本地人,才能留在战场上。雪上加霜的是,治疗疟疾的唯一药物来自金鸡纳树皮的奎宁。奎宁被垄断在西班牙人手里。为了支持自己的法国盟友,西班牙跟英国断绝了贸易。
冬天到来,康沃利斯的士兵恢复了精力,他也专门将部队搬到北部内陆弗吉尼亚州,远离沿海的沼泽,保护“部队免遭致命疾病的侵袭,去年秋天,这病几乎把整个军队给毁了”。但亨利·克林顿令他返回海岸,准备接收增援,于是康沃利斯不情愿地回到了约克镇,这座堡垒恰好位于切萨皮克湾的两片沼泽地之间。乔治·华盛顿率领法国及北方军队,南下围攻康沃利斯,9月抵达。康沃利斯的“部队每天都因疾病减员”,不到3个星期就投了降。由于疟疾存在一个多月的酝酿期,新来的法国人和美国人直到战斗结束后才开始生病。“蚊子,”麦克尼尔说,“帮助美国人打破僵局,夺下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没有蚊子,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明年7月4日蚊子咬你的时候,别忘了这个故事。”
当然,我们不能把乔治·华盛顿的累累战功一笔抹杀。但美国领袖的名声,来自他促成了一连串的事件;反过来说也成立,正是这一连串的事件(本例中是微观上的事件),造就了美国领袖的名声。当然,你可以争辩说,英国无论如何都赢不了这场战争,最终,没有蚊子,他们也会投降。别用大虫子史观取代伟人史观,这很重要。然而,它强调了我们的论点:战争的决定因素是由下至上的。
帝国式首席执行官
在人类成就的一个领域中,伟人史观和从前一样顶天立地,这就是大企业。哪怕来到互联网时代,大多数现代公司也都设立得像封建采邑,有位国王掌握大权,这一尊神祇,有着超自然的名声、非常大的股份,外加一个让人过耳难忘的名字(比如盖茨、乔布斯、贝佐斯、施密特、扎克伯格)。最为讽刺的地方在于,今天最具标志性、权力最大的帝国式首席执行官,来自漂浮在流动、平等、动荡数字经济世界里的企业。他们的公司蜘蛛网般地连接着数十亿客户之间的横向互动,他们的员工穿牛仔裤,吃纯素沙拉,工作时间灵活。可老板们的言论,有着近乎《圣经》般的地位。杰夫·贝佐斯的名言是“从客户开始,逆向工作”,可他的手下念咒似地频频重复这句口头禅,你不禁要想,他们仍然是从老板开始,往前工作的。2011年,史蒂夫·乔布斯去世,人们普遍认为苹果公司本身的生存也受到了威胁,股价暴跌。成吉思汗死的时候,大概产生的影响也就这样了吧?为什么亨利·福特和匈奴王阿提拉的专制精神,到了21世纪仍然纹丝未变呢?为什么公司还是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东西呢?
起初,加利福尼亚的科技公司有意识地想在这方面跟东海岸及旧世界的势利眼、层级主义保持不同。按照汤姆·沃尔夫(Tom Wolfe)
的记载,早在20世纪80年代,英特尔的罗伯特·诺伊斯(RobertNoyce)等人就故意打算摆脱东海岸资本主义的封建模式,抛弃它的“封臣、士兵、自耕农和农奴;层层叠叠、用以象征优势、确立边界的繁多礼仪和特殊待遇,比如豪车、司机等”。在英特尔,诺伊斯甚至没有专属车位。在西海岸的公司,民主的扁平化符号的确延续至今,首席执行官的行为也不怎么像封建领主,更像是神谕、先知或神祇,人们敬畏地对待其言论。
经济学家汤姆·黑兹利特(Tom Hazlett)背诵了一些有关新共享经济的天真乐观言论之后,对我说:
“新的维基经济里肯定会诞生大量亿万富翁。”2012年,Facebook提交首次公开募股申请时,马克·扎克伯格表示,他希望世界的信息基础设施应该是“从下往上建成的点对点网络,而非迄今为止业已存在的从上至下整体结构”。技术评论家史蒂文·约翰逊指出,扎克伯格至少持有该公司57%的股票,他苦笑着说:“自上而下的控制是一种难以撼动的习惯。”
可我们必须撼动它。一如2011年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文章,戏仿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中的屠夫说:
“首先,让我们解雇所有的管理者。”他指出,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管理层级、规模和复杂性都在增加,因为管理人员也需要管理;大公司里老板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要保持组织不至于因为太过复杂而崩溃。发号施令式的管理,意味着很可能出现愚蠢的决策:
“让人掌握君主般的权威,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皇室般的一团糟。”这也意味着,拖拖拉拉的委员会之间踢皮球,决策速度慢,问题得不到解决。它还剥夺了基层员工的力量,因为他们的意见或建议无人肯听。哈默尔指出,一个人作为消费者,可以自主购买20000美元的新车;可作为公司的雇员,却不能自主购买500美元的办公椅。这也难怪,和小公司相比,大公司发展得更缓慢(主要管理人员可参加年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公司,往往其股市上表现糟糕);和小型机构相比,大型公共机构名声差得多。
可除了表面的权力,近些年来,大公司高级官员有时候无非是外聘的代言人而已。他永远在路上,向投资者和客户解释“他的”战略,依靠一两个参谋长来招聘、解聘、放逐自己的手下。当然,确实有人深深地将自己的理念注入组织,亲自设计其产品,但这样的人是少数特例。大多数CEO只是搭便车的,拿着高薪在员工创造的浪头上冲,偶尔做出关键决策,但承担的责任,并不比选择该战略的设计师、中层管理者甚至客户更多。他们的职业生涯也越来越多地反映了这一点:从外部买入,为长时间工作拿到丰厚的回报,一旦局面变糟,就拿着很多钱黯然低调离场。媒体当然也出力维持着他们是封建帝王的幻觉,但幻觉始终是幻觉。
那么,如今到底是什么人在经营公司呢?不是股东,不是董事会,也不是企业合作社。基本上,是等事情变糟糕或者变得更好之后,他们才有所察觉。任何试过根据共识经营公司的人都可以告诉你,这个点子是多么糟糕,多么可怕。会议无休无止,每一个人都想让其他所有人看到自己的观点。什么事都做不了,脾气越来越暴躁。
只有那种人们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问题,才能达成共识。这就像是驾驶着一辆刹车和油门作用类似的汽车。不,在一家大公司里,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是劳动分工:你做你擅长的事,我做我擅长的事,我们互相协调行动。这才是大多数公司真正的实践内幕,良好的管理意味着良好的协调。员工掌握专门的技能,进行交流,就像市场里的参与者、城市里的公民一样。
管理的演变
20年来,一家名为“晨星西红柿”的加利福尼亚公司一直在尝试“自我管理”。结果是,晨星西红柿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西红柿加工厂,加工加利福尼亚40%的西红柿。公司利润迅速增长,员工流失率非常低,并且具有高度的创新能力。不过,它没有管理层,没有老板,没有首席执行官。没有一个人有头衔,也没有晋升途径。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它一直实行自我管理。选择西红柿新品种的生物学家、采摘西红柿的农场工人、加工西红柿的工厂工人、办公室里的会计,都同样负责。
它甚至没有预算:员工和同事磋商支出,决定则由该支出能产生最大影响的地方的员工负责做出。每名员工没有岗位描述或雇用合同,但有一封“同事理解备忘录”。它不光规定了员工的责任,也确立了他们的绩效指标。这封备忘录由员工自己撰写,并根据自己的绩效,与同僚商榷备忘录的内容和薪水。收入最高的员工仅为收入最低者的6倍,这在大公司里算是少见的低比率。该公司最出名的地方是,没有与金钱及地位相关的政治斗争。人们对同僚有着远比老板更大的承诺感。
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呢?故事是这样的。按自我管理研究所的保罗·格林(Paul Green)所写,1990年,晨星西红柿公司的创办人克里斯·鲁弗(Chris Rufer)刚进入加工行业,把员工召集到“加利福尼亚州洛斯巴诺斯郊区一条土路上的小农舍”,他提问道:
“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公司?”答案建立在三条原则之上:人能自行控制自己的生活时最幸福;人能“思考,充满活力,发挥创意,表达关怀”;最佳的人类组织应该像志愿团体,没有外人管理,而由参与者相互协调管理。让批评家大跌眼镜的是,这套系统持续运作,晨星西红柿公司成长为一家拥有400名专职员工(还有3000名兼职员工)的企业。
自我管理非但未曾导致混乱,反而运作得异常出色。可除了少数几家商学院的研究,晨星西红柿公司的持续成功基本上遭到了媒体和学术界的忽视,一部分原因在于公司运作得太顺畅,很少见诸报端,另一部分原因在于食品加工不是时尚产业,技术含量低,公司又设在加州中央谷地,还有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它的创办精神是高度的自由意志。克里斯·鲁弗信奉机会自由,而不是最终结果的必然平等。而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般的媒体世界中,这就让他成了“右翼”。所以,他没能得到自己应有的地位——对员工下放权力的伟大企业改革家,哪怕他实际上当之无愧。数以百计的企业到晨星西红柿公司来学习自我管理,满怀热情地离开。可很少有人真正效仿它,因为等人们回到总部,文山会海就淹没了最初的热情。像鲁弗那样从头开始创办一家自我管理型企业,这是一回事,要现有的企业放弃特权,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然而,一点一滴,这个想法慢慢地总会流行开来。在我看来,晨星西红柿公司和其他尝试自我管理的企业(如在线零售商Zappos),无非是明确而热情地做着其他企业渐渐被逼得不情不愿才肯做的事情。想想看,旧有的观念难道不奇怪吗:一群穿西服、在会议上发言的员工,应该“负责”告诉其余穿T恤和牛仔裤的员工怎么做?为什么不把白领高管想成是聘来给企业其余生产工人服务的呢?
美国食品零售商全食公司把商品库存与促销决策下放给了地方零售店及店内团队。该公司还操作着一个名为“收益分享”的方案,每一支团队所获得的奖金,都可以跟其他团队分享。全食公司的创办人之一约翰·麦基(John Mackey)是自由市场力量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自由市场的力量能瓦解社会的不平等,使社会扁平化。他还认为演变在市场里发挥着作用:
“企业并不是一台真正的机器,而是一套互相依存、不断发展、有着多重利害关系的复杂系统的构成部分。”
哦,别把晨星西红柿公司跟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集体农庄相比。苏联的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他们的生产目标由中央制定,做什么工作受上级指派,自己种出来的作物要上缴国家,并由国家分配。要说真正的平均主义源于自由而非国家,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例子吗?
经济发展的演变
直到200年前,几乎全世界都是穷人。接着,欧洲和北美的少数几个国家,突然逃出了贫穷状态,绝大多数公民享受到了难以想象的舒适、机遇和机会,把世界其余地区抛在了后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更多的国家(主要在亚洲)遵循这条道路,开始了贫穷大逃亡,而另一些国家(大多数在非洲)仍远远落后。迄今为止,经济发展进程是近几十年来规模最为宏大、最了不起的事情。然而,这里没有“伟人”能邀功。事实上,你越仔细审视经济发展的历史,你就越会发现,它根本就没有领导者。
经济发展不仅体现在收入增长上,还体现在群众参与整套合作系统,推动创新,节省满足各自需求的时间上。到了今天,尽管我们已经知道经济发展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也知道有一些条件能促成它的出现,但仍然没有办法让它听令发生。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和同事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试图阐明政治决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发现,“经济改革的大多数例子,并不会让发展加快速度”,“发展加快速度的大多数例子,不是经济政策、制度安排、政治环境或外部条件带来的,两者也并不伴随出现。
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完全找不到领导改革是经济奇迹成因的证据,时机完全搭不上。
他说,领导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接近于零,这个结论“太叫人吃惊,几乎无法相信”。
加纳得到的援助、建议和政治干预多于韩国。可如今,加纳比韩国穷得多。整体而言,20世纪末,亚洲通过经济发展走出了贫困,非洲经济却未能通过援助摆脱贫困。事实证明,实现经济繁荣发展的最佳途径是贸易,而不是援助。而就在专家开始为非洲还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感到绝望,有时甚至诉诸人种甚至制度解释的时候,非洲突然出现了发展奇迹,并持续至今:10年当中,非洲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翻了一倍。经济发展的故事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故事。经济不发展的故事,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故事。
事实上,反对经济发展创世论的例证,比这还要强。威廉·伊斯特利说,今天,贫困的真正原因(而且,它如今已可以避免)是,国家力量不受约束,而贫困群众没有权利。在专家的建议下,当今的发展行业渴望独裁者,并大多能如愿以偿,形成专家的暴政。但这种专家的暴政,往往会变成更普遍的暴政,金钱和援助反倒成了独裁者的续命丹。靠自由个体自发形成的解决方案,本应当实现更大的发展。
伊斯特利的论点建立在对援助史的详尽分析之上。20世纪2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华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改以政府资金的形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极大扩展。近些年来,它的表现形式是大型私人和公共慈善事业。他谨慎地指出(我也是),人道主义帮助是好事,为饥荒灾民送去食物,为疾病患者送去药物,为天灾难民修建住所,这也都是绝对正确、绝对该做的事情。援助对危机的缓解(如2014~2015年的埃博拉疫情)至关重要。分歧出在,援助是不是不光能应对危机,还能解决贫困。给穷人钱,对贫困来说是不是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你该怎样帮助穷人?你是靠专家、政府指导、规划和命令他们的生活,还是给他们贸易和分工的自由,让繁荣演变形成?
1974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贡纳尔·默达尔(GunnarMyrdal)从相反的方向回答了这一问题,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认为,个人权利和自由是社会摆脱贫困的途径。默达尔认为,没有“强制支持的调控”,发展“基本上没有效果”,因为没有政府的指导,“基本上文盲又麻木不仁的公民”,将一事无成。默达尔声称代表了有关发展的共识(没错,的确如此):
“如今人们普遍认同欠发达国家应该有一套整体的综合国家计划。”截至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政府和国际机构里,几乎不存在哈耶克主张的方法。(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是,他明明反对国家强制,却最终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接受洛克菲勒资助的约翰·贝尔·康德利夫(John BellCondliffe)见此情形,于1938年颇有先见之明地警告说:
“我们面临着一种全新的迷信,超乎以往世界所知,并更为可怕:这就是民族国家的神话,它的祭司比宗教裁判所的教士还要偏狭。”康德利夫认为专制权力是贫困的成因而非解决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出现了以下情况。英国撤出,强权者接管了大多数国家。但英国在临走前设计了技术官僚发展制度,确保这些强权者能够方便进行指挥、控制,掌握充足的资金。英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位退休的殖民官员海利勋爵(LordHailey)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构思出了这一方法,当时,德国和日本成功地对英国的威望造成了威胁,让戴遮阳帽的大英地方殖民长官褪去了些许神祇的色彩。海利提出,大英帝国应该把撤出描述成“世界落后民族福祉运动”,从而将自己重塑为一股进步势力。当然,这需要“中央政府采取更多的主动和控制”。因此,英国在其殖民地的统治突然转向,不再主要是监督公平,而更多地成了促进经济发展。
这就成了把独立问题搁置一旁的借口,要等到隶属的人民“准备好”再说。海利建议美国人在南部种族隔离事宜上采取类似的手法,把后者拉拢到一起。改善经济成了第一要务;政治解放可以稍后再议。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近解放的“第三世界”顺利地接受了现成的专制设想。“群众从掌权者那里得到了线索”,1951年联合国《发展报告》(Primer for Development)提到。哈耶克并没有上当,他认为联合国宪章的意思就是“多多少少是在有意识地努力维持白人的统治地位”。
同一种技术官僚发展理念对冷战中的美国人极为有用。他们用中立援助做外衣,掩饰他们对反苏盟友的支持,在哥伦比亚等地发放世界银行贷款,既促进发展,也支持反共政权。援助又一次成全了独裁者。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富国政府认为民族国家是发展的单元,不应重视这些国家里的人。20世纪中期,在欧洲和日本,专制政权已经名声扫地。但它们的生命,在发展中世界得以延续,美欧的援助成功地撑起了当地的民族国家。“打着国家集体福祉高于一切的旗号,发展无意中成了压制少数人权利的利器。”伊斯特利说。
伊斯特利对现代援助活动同样持批评态度。托尼·布莱尔(TonyBlair)在“非洲治理倡议”中说自己的目标是:
“巩固政府执行计划的能力”。在埃塞俄比亚,这意味着支持政府的“造村”项目,100多万户家庭搬迁到示范村,把腾出来的土地卖给外国投资者。整个项目引发了相当多的动荡和暴力,但它不光得到了国际机构的赞誉,还得到了相应的资金。2010年,人权观察组织发表报告,名为《援助为埃塞俄比亚的镇压买了单》。按文中所述,埃塞俄比亚的领导人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用援助资金敲诈本国公民,如果人民支持反对党,就不给灾民发放粮食救济。
另一个例子来自马拉维,欧盟的发展援助旨在帮助该国发展多样化生产,从单纯地种植烟草,改为更多地种植糖类作物,结果却鼓励了政府从小农户手里不正当地征用土地。援助为某些富人提供了有效的刺激,让他们向警察、村长寻求帮助,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获得更多的土地可种植利润丰厚的糖。数十年来,在非洲和拉美地区,掠夺的精英阶层都是穷人的毒药,援助往往有意无意地贴补了这些掠夺者。
中国香港地区的演变
从古代埃及到现代朝鲜,时时处处,经济规划和控制都带来停滞;反过来说,从古代腓尼基到现代越南,经济解放总带来繁荣。最经典的例子是中国香港地区,它的历史就是经济发展成就的光辉榜样。
香港地区的故事始于一段帝国主义的不光彩行径:鸦片战争中,英国用坚船利炮把致人上瘾的鸦片强加给中国。但在那之后,香港地区凭借偶然的演变(而非蓄意的设计),变成了一个自由贸易之地,政府干预较少。1843年,香港地区的第一任总督、爱尔兰人砵甸乍爵士(Sir Harry Pottinger)坚决反对殖民统治哪怕只是极小部分的中国领土,主张建立自由贸易转口港。他彻底放弃对贸易征税,不拒绝任何国家在香港地区进行贸易,哪怕是英国的敌人;他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砵甸乍在英国居民里不受欢迎,后者更想要的是征服、歌功颂德一类的东西,但砵甸乍播下了日后逐渐兴盛的自由贸易的种子。
一个多世纪以后的20世纪60年代,香港财政司司长郭伯伟爵士(SirJohn Cowperthwaite)恢复了实验。他拒绝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指令,拒绝规范、管理这座当时充斥着难民的贫困岛屿。他的理念是,让商人自由地做商人能做的事情。他奖励手下的官僚做事不超出预算,这在公共部门是一个罕见的特质。他承认了三家证券交易所的地位,打破了英国商人的垄断权。在伦敦的坚持下,他礼貌询问香港商人是否愿意缴纳所得税,可以料想,商人的回答怒不可遏。总之,他尝试了亚当·斯密的良方。今天,香港地区的人均收入比英国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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