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性格的演变
……你难道不明白吗,哪怕人群之外有一种力量在推动他们,有时还违背他们的意志,让他们乱七八糟地仓皇奔跑,可我们胸膛里却有什么东西能够与之对抗、抵挡,让我们整个身体里的物质听其命令,如果物质激涌喷发,它能驾驭,使之归位安定。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二卷,第277~283行
是命运的一次小小作弄,一如比喻里蝴蝶拍打翅膀,让茱蒂·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走上了从演变的角度解释性格的道路。
1977年5月,一位正在离婚的朋友请她为当地报纸写一条分类广告,帮忙为一条稀有品种的狗找个新家。几个月后,这位朋友玛丽莲·肖(Marilyn Shaw,她是心理学副教授),想起了哈里斯的文笔,又请她帮忙改写一篇曾遭心理学杂志拒绝的文章。哈里斯几年前因为缺乏“原创性和独立性”,被从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博士课上赶了出去。这时候,因为健康欠佳,她刚辞掉了贝尔实验室研究助理的工作,所以很高兴地帮忙了。在为肖的文章做编辑的过程中,她发现了自己的写作天赋;两年后,经肖推荐,一家出版商聘请她代笔撰写两章基础心理学教材的内容。这又带来了一份与人合著教材的委托(该教材经历了多次再版);1991年,哈里斯签订了合同,独立撰写一本发展心理学的书。只不过,过了一阵子,她不再认同自己所写的东西。
当时的心理学还完全受制于传统观念:父母塑造了孩子的性格,孩子之间的差异是父母导致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怎样塑造。哈里斯记得,一个又一个实验用狂欢般的准确性,展示孩子与父母相似的地方(无论好坏),还断言,人是他人,尤其是父母言行的产物。比方说,有一篇典型的研究考察了儿童的情绪表达,发现能自由表达的家长有着能自由表达的孩子,而沉默寡言的家长有着沉默寡言的孩子。
该研究的作者认为,这表明了“情绪的社会化”。他们甚至没有讨论遗传的可能性,也即家长和孩子双方沉默寡言的天生倾向。
这是20世纪“白纸说”大教条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你脑袋里的几乎一切东西,都来自外界,不光你的语言、宗教、记忆,还有你的性格、智力、性取向、付出爱的能力,莫不如此。这一教条在20世纪下半叶势不可挡,横扫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政治学,以及其他所有人文科学的边边角角。无论你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信徒,还是斯金纳行为主义的追随者,不管你强调的是文化还是饮食,你都属于这一教派:人是其他影响因素的产物。他们的个性和能力是有影响力的他者铭刻在其思想处女地上的。当时,人们不光认为这一概念在知识上是正确的,在道义上也是正确的。这意味着,人不会因为遗传的不公正遭受谴责。政策也越来越多地建立在人类本性白板说上。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19世纪及20世纪初基因决定论(当时有些人把一切都归咎于遗传,尤其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的逆势而动。问题在于,新教条取而代之以环境决定论,同样是对人权的践踏。此外,环境决定论受制于自己的逻辑。它认为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是错误的,因为人的本性里并没有这些东西,顺着这样的逻辑,它推理出:任何主张存在人性的人,都必然是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者。
事实上,反对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者是反对杀人的论点,并不在于取决于人在某些环境下会自然而然地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杀人。
这些事情的确是错误的,但不是因为它们不自然。
到了20世纪60年代,把所有事情都归咎于家长和早期影响的倾向,发展到了极端荒唐的地步。电影和小说经常把童年创伤解释成个性的唯一原因。同性恋是因为有凶狠的父亲;自闭症来自冷漠的母亲;诵读困难症的源头是糟糕的教师。科学家明明发现了存在突变行为(而不是突变的解剖结构)的果蝇,却被驳斥说,这根本不可能,因为行为并不写在果蝇的基因里。相关的书籍也都起着符合这套教条的名字,比如《不在我们的基因里》(Not in Our Genes),就好像DNA压根不相干。如果科学家主张,部分智力或许和遗传相关,或者男性、女性在思想上的差异,就跟身体差异一样,始终存在,就会遭到诋毁。如果你主张基因对行为有哪怕一丁点儿的影响,你就会被当成给纳粹铺路的无情宿命论者。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白纸说教条征服了几乎整个人文科学,每当学术界的角落里冒出一星半点的不同意见,立刻会遭扑灭。
但不同意见最终还是爆发了。首先,在动物行为学中,本能会带来极其复杂的行为,相关的证据铺天盖地,学生根本不可能视而不见。布谷鸟的雏鸟没见过父母,也知道怎样把宿主的蛋扔出鸟巢,迁徙回非洲,回家,唱歌,选择要受害的倒霉宿主,重新开始整个循环。一些动物学家开始发问,为什么其他动物就享受着经大规模自然选择试错千锤百炼出来的直觉,人类却只能靠唯一的特质导师来填补自己空白的头脑。遗传学家逐渐注意到,分开寄养的双胞胎常常有着极度相似的智力和性格,而同一家庭收养的不同孩子,却差异极大。
20世纪70年代,我还在当学生的时候,这一类的试探性提议(也即人类行为存在天生因素),莫不遭到白纸说教条捍卫者的蔑视和愤慨。先天与后天、遗传与培养主题成了当时的导火索(和今天的气候学类似),每当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呵斥为极端分子:你怎么敢说这一切都来自基因!你肯定多多少少在同情纳粹!
力不从心的家长
1993年,茱蒂·哈里斯正为发展心理学教科书打着草稿,顺从地重复着这一领域的白板说教条,就在此时,她对父母的行为是孩子性格(通过奖惩措施来培养)源头的概念产生了怀疑。来自双胞胎研究的证据似乎表明,基因在决定性格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来自进化心理学的证据似乎表明,人类思想的普遍特点符合进化上的意义;来自人类学的证据表明:
“传统社会里抚养孩子的做法,跟现在推荐的‘家长提建议'的方式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但孩子也平平安安地长大了”。哈里斯已经跟人共同撰写了该教科书的三个版本,均基于父母创造孩子个性的假设,但她开始注意到,证据根本不支持这一理论。
孩子的个性确实倾向于跟父母类似,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跟父母有着相同的基因。所有的实验都并未排除这一可能性,只是假设它不存在。同一家族中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别,与“父母灌输每一个孩子的个性”概念似乎有着系统上的不相容。哈里斯后来说,每当研究采用了控制家庭之间遗传差异的方法,“就会发现,家庭环境和父母育儿风格并不能塑造孩子的个性”。
哈里斯要求解除合同,不再参与教科书的撰写工作。1995年,在她《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开篇就挑衅性地提问道:
“在儿童性格发展上,父母真的有着重要的长期影响吗?”文章检验了证据,得出了否定的答案。起初,学术界并没有什么反应,大多就是好奇而已:这个女人是什么人,连个教职、博士头衔都没有?但后来,美国心理协会经投票决定,授予哈里斯“乔治·米勒奖”(奖金500美元),奖励她这一篇精彩的心理学文章。哈里斯在领奖金时透露,38年前,正是乔治·米勒(GeorgeA.Miller)写信给她,拒绝她学习哈佛大学的博士课程。不久后,她在大部头《教养的迷思》(教养假定)里确定了自己的论点,该书迅速成为畅销书。
哈里斯出手毫不留情。她说,家长教育的重要性遭到了夸大,家长为毫无价值的理论买了单。他们觉得上当受骗是正常的。亏欠心理(为孩子付出还不够多)应该到此为止了。教养假说非但起不了帮忙的作用,在孩子变坏的时候,反而谴责家长,让不少人深感愧疚和羞耻。没有证据能说明,教育家、心理学家和问答专栏作家提出的所有育儿建议会给孩子成年后的性格造成明显差异。残忍地对待孩子、忽视孩子当然是坏事,但那是因为这种方式对待孩子太无情了,而不是因为它带给了孩子不同的个性。家长当然是关键,但那是因为他们提供的关心和爱护,而不在于他们是人与人之间性格差异的原因。没有家长会造成差异,但不同的养育风格不会造成差异。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来自行为遗传学研究的证据始终汇聚到同一条信息上:性格差异大致有一半形成于基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另一半则由其他的东西塑造而成,但家庭环境完全不包括在这所谓的“其他东西”当中。哈里斯对实验做了总结:
“同一个家庭收养的两个孩子,并不比不同家庭收养的孩子更相似。同一个家庭收养的同卵双胞胎,也并不比不同家庭收养的同卵双胞胎更相似。”儿童发展文献一次次地假设父母行为和孩子行为的相关性意味着因果关系(举例来说,好虐待的父亲会造就好虐待的儿子),但从未检测过基因的解释。父亲的虐待倾向很可能通过基因遗传给儿子。女儿的善良或许遗传自母亲的相同特质,而不是一种学习获得的习惯。家庭破裂或许并不会导致孩子的反社会倾向;相反,父母和孩子共同的内因才是关键,也就是说,孩子遗传了父母的反社会倾向。哈里斯讲了一个小笑话,总结了先天和后天争论的复杂因果:
“约翰尼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我丝毫也不吃惊——约翰尼能让任何家庭破碎。”哈里斯强调,这种“孩子对父母”的影响很普遍。
如你所料,看到哈里斯的书,儿童发展界狂怒不已,要知道,要是立足的假设得不到校验,整个学科的研究工作将变得可疑起来。因为该领域许多人提出强烈的抗议,美国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专门安排了一场会议来讨论这本书,会上,这一学科的老前辈,尤其是埃莉诺·迈克比(Eleanor Maccoby)和斯蒂芬·索米(StephenSuomi)当众呵斥哈里斯。媒体上的文章也批评她无视反对其结论的证据。但当哈里斯要求给出这些证据的出处,反对的声音渐渐消散。而且,索米强调的交叉养育实验(对比镇定的猴子和焦虑的猴子,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确实影响猴子的个性),经证明竟然是假的。他最终承认,唯一的数据来自一份未发表的实验,所用猴子的数量极少,其结果也与其他实验相矛盾(其他实验并未发现此种效应)。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说自己在人类身上看到了和索米相同的效应(只是方向相反),原来却只是根据一名学生所做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对寥寥几个害怕的婴儿做了为期21个月的跟进,很难算是终身影响。总之,心理学权威抛出来的一切论据,非但未能破坏哈里斯的观点,反而逐渐成功地给她平了反。批评者撤退回了行为遗传学方法论的批评意见,而事实上,这种批评基本上毫无根据,而且论点也薄弱多了,只是说家长对孩子有影响,尤其是家长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有着不同基因的孩子。胜利固然并不属于哈里斯,而且心理专业和实践仍然相信家长的影响,但这个观点逐渐在萎缩。孩子的性格,主要来自内部。
地位商数
在2006年后续出版的一本书里,哈里斯得以专注于行为遗传学研究已经解决了的一个真正有趣的谜题:并不由基因直接或间接带来的50%的个性差异,其成因到底是什么?这种差异真正奇怪的地方在于,不管是同卵双胞胎、同胞兄弟姐妹还是收养的孩子,差异都同样大。
换句话说,同卵双胞胎比同胞兄弟姐妹更相像,同胞兄弟姐妹比同一个家庭里收养的孩子更相像,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基因。
对遗传因素做了校正后,同卵双胞胎出现的性格差异,跟兄弟姐妹之间,跟收养的孩子之间一样大。导致兄弟姐妹之间非遗传差异的原因,不管是什么,同样作用于同卵双胞胎之间。哪怕连体婴儿也有所不同:通常而言,其中一个会比另一个更外向、更健谈。就算一个人的同卵双胞胎成员患有精神分裂症,但这个人本人的患病概率也仅为48%。
如果不是父母,这些庞大的非遗传差异的源头在哪里呢?哈里斯列举了五种最有可能的“候选因素”,又逐一驳回。不明原因的性格差异无法用家庭环境来解释:一旦对遗传相似性加以校正,家庭的影响就减小到了零。它们也不能用基因与遗传的互动(家长因孩子的遗传倾向给予不同的对待)来解释。概率似乎也不适合买这笔单。家庭内部的不同环境,尤其是出生顺序,也无法用来解释。声称找到了出生顺序造成一致影响的唯一一项大规模研究,竟然只是用了未公布的数据支撑自己的主张。基因-环境相关性成了最后一位候选人:聪明的孩子往往多读书,有吸引力的孩子往往会吸引更多的关注等。当然,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但它是一种间接的遗传效应,属于那一半由基因间接或直接带来的个性差异。它并不是这里需要进行解释的部分。
哈里斯的解释很独到,也极具说服力。她指出,随着人类走向成熟,发展出了特定的社会系统:要社会化,要建立关系,要追求地位、认可地位。社会化指的是学习怎样融入同龄的其他人当中。儿童需要从同龄人身上获得习惯、口音、偏爱的语言和大部分文化知识。
他们要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以跟同龄人保持一致。然而,在构建关系时,他们还要学习区别不同人之间的差异,用不同的行为对待不同的人。
到了青春期,孩子开始评估自己在同龄人群体内的相对地位。就男性而言,这基本上意味着弄清楚自己有多高、多强壮、多霸气,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雄心和个性。经济学界有个好玩的发现,贯穿整个职业生涯,个子更高的男人挣的钱更多,但这个身高指的是他16岁的身高,而非30岁的身高,16岁时的身高是预测男性收入最准确的指标。其他研究指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16岁是男性判断自己的地位并相应地塑造自己个性的时期。故此,雇主奖励的是员工源自中学时代身为高大强壮橄榄球员而获得的自信和雄心,而不是员工此时此刻来求职时的身高。女性主要会根据相对吸引力来判断自己的地位,她们也会根据别人怎样评价自己来判断自己的吸引力。哈里斯说,故此,男女两性都有部分性格来自青春期的塑造,这种塑造的基础是你认为自己在同龄人中的相对地位有多高。也就是说,她认为,这有可能是非直接或者间接遗传相关性格差异的原因。
这种解释的妙处在于它能很好地解释同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在身高或身体吸引力上的差别很小,但彼此之间的性格大多迥然有别,外人能迅速地察觉到这一点,并加以强化。“我们怎么分辨他们呢?
老大更健谈。”就连连体双胞胎,人们也会近乎随意地断定谁更有主见。总有一个比另一个更自信些,这一差异通过他人的判断,不断得到肯定并发展。正如哈里斯所说,地位系统“能够产生与基因差异无关的个性差异”。你或许不喜欢哈里斯对地位的强调,但这一解释来自个体内,立足于当事人对周围环境的解读,基本上是说得通的。你的个性就是你的,你不是他人创造的产物。自然选择保证了一点:洗脑没那么容易。是时候不再把一切都归咎或归功于养育了。
父母塑造孩子个性的概念太过根深蒂固,仍然保障了许多心理分析师的生计,对它发起的任何挑战,势必会遭遇大量的阻力。然而,证据愈发清晰:性格差异由基因和随机影响组合决定,而不是由父母决定。弗洛伊德式分析的核心前提(也即童年事件是成年后心理问题的成因),迄今为止根本没有站得住脚的证据支持。哈里斯说:
“畅谈童年经历有治疗价值的观点,证据并不支持。”要记住,20世纪初期,所有给家长的建议都强调纪律,而到了后半叶,所有的建议都强调纵容。然而,绝对没有证据可证明,因为这种态度转变,导致了西方世界人们性格的大转变。由于人希望能对自己的行为和倾向有所作为,就认为必须有个可归咎的主体。教养假设得到了许多因素的助力(担心纳粹优生学回归、卢梭式的理想主义、弗洛伊德和涂尔干的教条),但这一诉求的根源来自认为要有人负责的需求。可惜事实恰恰相反,性格源自内部,是对环境的反应。从非常字面的意义上说,性格出于演变。
智力源自内部
关于性格差异,我们说得够多了。智力又是怎样的呢?30年前,说遗传对智商发挥着什么作用,在学术界还是忌讳,虽然大街上的普通人可没有这样的疑虑。如今,所有人都接受了来自双胞胎研究和收养孩子研究的结论,两者一致地表明:智力差异和基因差异关系很大。争论的焦点变成了基因的作用占30%还是60%,它主要是直接影响(基因创造了学习的天赋)还是间接影响(基因创造了学习的欲望,以及喜欢花时间读书的倾向)。智力遗传性世界级专家罗伯特·普洛明(Robert Plomin)教授说,曾经有过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就类似“你无法测量智力”或者“智力不可能是遗传的”。现在的语气更像是:“当然了,遗传对智力有一定的影响,但是……”
许多人始终对这一刻表示担心,理由是这会导致对儿童前途的宿命论看法,抹杀那些不够聪明的人,并把聪明的孩子教得更好,造就一套自圆其说的预言。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认为智力更多的来自遗传的观念转变带来了任何的宿命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对为天赋欠佳者注入智力产生了更多的兴趣,而不是打磨有天赋者的天生智慧。医疗矫治妨碍学习的东西(如诵读困难症、注意力缺陷障碍等),这种倾向实际上是承认这类东西是天生的、遗传的、有机的,而非无法逆转的。
与此同时,如果智力并非明显来自遗传,大学扩招、从寒门中找出佼佼者的做法就毫无意义了。如果教养是一切,那些上过糟糕学校的孩子,也会被视为头脑糟糕,进而遭到抹杀。没有人这么想。社会流动的整体思路是从弱势群体里找到人才,发掘那些拥有天赋但错过了教养的人。2014年,英国一家报纸刊登文章批评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说他相信遗传对智力有影响,可文章标题是《制度辜负了有天赋的孩子》,这分明是假设(遗传上)有天赋的孩子是存在的。
行为遗传学带来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智力的遗传性表现得越发明显。较之收养的兄弟姐妹,同卵双胞胎智商之间的相关性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明显变强。这是因为,家庭和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幼儿的环境,而年纪较大的孩子和成年人则会寻找适合的环境,或者创造符合自己天生喜好的环境,从而强化自己的本性。你岁数越大,对自己的本性表达得越多。
对很多人来说,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经济平等性更强的条件下,智商的遗传性更强而非更弱。在更富裕、食物分配更平等的世界中,肥胖症更多来自遗传。这是因为,在有许多人挨饿的地方,决定谁获得脂肪(变胖)的主要因素是财富。一旦人人都有了足够的食物,发胖的人就成了那些存在发胖遗传倾向的人,而且肥胖会更普遍地出现在家族当中,变得遗传性更强。智力也是一样的。一旦人人都得到了同样良好的教育,天赋高的孩子里会涌现出更多的高成就者(而不再是拥有最佳资源的孩子里涌现出更多的高成就者)。家长的成就和孩子的成就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并不是暗示家长为孩子提供了不公平的环境优势,而是暗示机会逐渐扯平了。普洛明教授说,“遗传性可以视为社会流动性任人唯才的指数”,对于这一观点,许多人觉得有悖常理。社会远未进入机会均等的程度,但如果那一天降临,我们也不会发现结果均等。
在我看来,无须害怕科学带来的新认识:遗传很重要,智力是孩子有待教养的自发特点而非社会所强加的。这是任人唯才的结果,并为世界带来了新的面貌:人们因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拒绝洗脑。20世纪先天后天论战最讽刺的地方在于,一个后天教养意味着一切的世界,比能通过先天天赋逃避劣势的世界更加残酷。要是仅仅因为人出生在贫民窟或由冷漠的父母抚养,就将其一笔抹杀,这是何等的恶心。赫胥黎在《勇敢新世界》里所描绘的社会,如今常常遭到误解,以为它错在了宿命主义的遗传决定论上。其实完全相反,通过幼儿教育培养精英的地方,才会造就不公平的优势。幸运的是,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研究告诉我们,过上一段时间,精英就会回归均值。在纽约这样的城市,最有钱的富豪可以把孩子送到精英预科班,但他们对孩子平庸的遗传无能为力;反过来说,尽管机会极少,出自贫民窟的孩子也能因为天才而大放异彩。天性是社会流动的朋友。
天生的性取向
旁观这种觉悟带来的困扰非常有意思。20世纪90年代,权威们大感错愕,因为此时科学证据清晰地说明,同性恋倾向比人们原先想象得更加天生、不可逆转,它不是一件早年生活经历或青春期受不良灌输带来的事情。多么可怕的结论啊!这时候,是宿命论者和持有偏见者占了便宜,谴责人们变成了基因的囚徒吗?完全没有。导致错愕的,在于最热烈欢迎这个消息的竟然是同性恋群体本身。他们说,瞧,我们不是要故意给保守派找麻烦,我们搞同性恋不是要固执地跟自己的本性对着干。搞同性恋就是我们的本性。它发自内心。有些自由派人士(左翼)担心新观点或许会导致优生迫害,但随着同性恋人群热切地希望自己被视为天生同性恋,这种顾虑很快消散。与此同时,右翼也被打了脸,因为他们以前总为自己的偏见找理由,说是不愿意看见年轻人被“老同志”带上了“弯路”。可现在,他们意识到,在性取向上,你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偏见的根基被铲除了。保守派反对同性恋权利的声浪逐渐散去,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得益于人们接受了现实:同性恋不是青春期受灌输所致。
在我看来,这件事对结束先天与后天之战贡献最大。(我曾于2003年出版了一本论述先天和后天关系的书,在过去几十年里,这原本都是一个存在激烈争议的主题;可到了这时候,它只招来了一些不错的书评,没什么人感兴趣,自此以后,这个主题也消停了。)家长可以不再为了孩子的性取向“责怪”自己或他人,他们能做的就是接受事实。知道性格源自内在,同性恋者、聪明的人、喜怒无常的人、开朗的人,也都能够轻松下来了,不再会有人跑来告诉他们,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人对他们做了些什么事。事情突然变得很清楚,政治左翼应该始终坚持天赋说。人的塑造主要来自内部,自下而上,而非来自外界,自上而下,接受这一点,就是为人之道。
人类行为性别差异的起源来自各种各样对天赋与文化的错误理解。我们的文化坚持不懈地强化性别成见:小男孩喜欢玩卡车,小女孩喜欢玩洋娃娃。玩具商店分为粉红色女孩货架和男孩蓝色货架,迎合成年人乐于以传统方式看待男孩女孩的不同心态。这得罪了许多女权主义者,她们认为,这些性别差异的根源就在于主流文化将之强加给了孩子,但她们把因果关系弄混了。家长给男孩买卡车,给女孩买洋娃娃,不是因为他们受性别霸权局限,而是因为经验告诉他们,孩子就想要这个。一次次的实验都证明,如果可以选择,不管先前有什么样的经历,女孩总是会跟洋娃娃玩,男孩总是跟卡车玩。大多数家长乐于强化性别差异,但并没有兴趣从头培养性别差异。
21世纪初,行为学家梅利莎·海因斯(Melissa Hines)解释了雄性和雌性猴子身上也存在同样的偏好,把学界彻底闹了个鸡犬不宁。
如果能选,雌猴会和洋娃娃玩,雄猴会和卡车玩。这个实验招来了其他心理学家的愤怒和批评,他们决心从中找出毛病来,但对不同种的猴子进行重复实验,也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雌猴并不知道自己是文化成见的奴隶,就是喜欢有面孔的东西。雄猴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人类性别歧视的桎梏,就是喜欢有活动部件的东西。这再次成功地给茱蒂·哈里斯的观点平了反,结论性地表明:玩具商店的货架及其猖獗的性别歧视,只是对人类天生偏好的响应,而非这一偏好的成因。这些差异不是强加的,它们是自我演变出来的。
杀戮的演变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来自内部,相似性也一样。在意识到演变解释了大量典型人类的行为之后,战后的主流学说——“动物有本能,人类靠学习”,也轰然垮台。举个例子,在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物种当中,雄性的体格都比雌性大,颈部及上肢有着更强大的力量,更常因为配偶或领地打架,在性上更独断霸道,不太在乎养育后代,并在繁殖成功上表现出更大的差异(有些有许多孩子,有些则一个也没有)。人类同样表现出了这些特点,却说它们是文化而非本能的产物,这是多么奇怪。这些特征的起源并不难辨别,在哺乳动物当中,有一点是不可回避的真相,也即,出于生理原因,雌性在孕育、哺乳后代上要比雄性产生精子花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雌性的生殖能力是一种雄性竞争的稀缺资源。在有些物种里,如果雄性围在雌性身边提供帮助,就能有更多的后代存活下来,那么,这一习性就会变得普遍,我们正是这样的物种之一。故此,我们的性别相似性,比大猩猩或者鹿更多。然而,男女两性生活习惯之间的不对称,很难完全消失。
一项调查显示,放眼世界各地,放眼整个历史,从13世纪的英格兰到当代加拿大,从肯尼亚到墨西哥,男性杀死男性的情况,总是比女性杀死女性要多得多,平均而言,前者是后者的97倍。社会科学家援引特定的文化来解释这一现象:女性置身更温和的环境;女性是附属的;女性受社会期待扮演不同的角色;女性一度会因杀人受到更严厉的惩处(就算从前是,现在也不再是这样的)。根据教条所说,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只是因为社会对待他们不一样。一位顶尖的犯罪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总结了当时该行业里的普遍观点,他写道,无论是生物学还是心理学“都无助于解释为什么压倒性多数卷入犯罪的都是男性而非女性”。
20世纪80年代,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玛戈·威尔逊(Margo Wilson)写了一本有关杀人的书,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文化决定论的解释并不符合事实,很有可能,男性更为暴力的原因,跟其他哺乳动物里雄性更为暴力一样。因为在历史上,雄性受生物学所迫,要竞逐交配机会。他们指出,男性成为谋杀受害者或行凶者的概率远远高于女性,而且,在所有文化中,这一情况的峰值都出现在相同的年龄段(青年期),不光在谋杀率高的暴力社会里是这样,在谋杀率低的和平文化里也如此。1999年,《经济学人》曾刊登过一幅著名的图表,根据年龄绘测了男性凶杀案情况,它在后青春期迅速提升,到了20岁或25岁达到峰值之后又陡然下降,接着渐渐趋于平缓,1965~1990年芝加哥的数据形状,跟1974~1990年整个英格兰地区完全相同,只不过,前者的峰值是每百万900人次,而英格兰及威尔士是每百万30人次。
如果说地方文化是关键,那么这些事实多么怪异啊!另外,跟其他哺乳动物一样,男性的暴力倾向也是在最激烈争夺交配机会的时期达到峰值,这也多么诡怪呀!在统计上占压倒性多数的杀人犯,都是年轻、未婚、失业、试图改变自己的地位或在性交资源竞争中打败对手的男性。在世界各地的狩猎-采集小规模社群里,情况是一样的:年轻的男性为了女人和地位杀死其他年轻的男性。显然,大多数杀人行为的解释来自如下事实:自然选择赋予了人类这样一种本能,用戴利和威尔逊的话来说就是,“任何发现自己处在彻底繁殖失败轨道上的生物,都必然会付出努力,它们往往冒着死亡的风险,努力改善当前的生活轨迹”。放弃神奇的文化决定论吧,把演变看作行为的成因。
性吸引力的演变
再举个例子,男性总是被处在黄金育龄、身体健康、有着开朗个性(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继承)的女性所吸引。最近有研究询问了男性和女性受访者,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关系,他们认为异性最具吸引力的年龄是多大。两性给出的答案有着鲜明的差异。终其一生,女性总是首选跟自己年龄大致相当的伴侣,长短期关系皆然。30岁之前,她们喜欢年龄稍大的男性;30岁之后,她们喜欢略微年轻的男性;哪怕到了50岁,女性也会说,男性最具吸引力的年龄是43岁上下。对比来看,所有年龄段的男性都说(承认吧,你知道接下来我要说什么),就短期交配和性幻想而言,他们认为20多岁的女性最具吸引力。有些40多岁的男性把对女性的首选年龄上调到了23岁或者24岁,但其他人则坚持是20岁。对长期伴侣,年长些的男性更喜欢年纪略大,但仍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女性。换句话说,所有年龄段的男性都认为,处在最佳育龄的女性最具吸引力。这一现象的解释并不来自文化规范领域,而是来自演变的世界:跟喜欢年长女性、不成熟女性、病怏怏或者孤僻女性的男性相比,受身体健康、处在黄金育龄的女性吸引的男性,平均而言,往往留下了更多的子嗣。而那些认为强壮的、自信的、成熟的男性更具吸引力的女性,往往比那些喜欢虚弱、胆怯、年轻或者太过年长的男性的女性留下了更多的子嗣。真正奇怪的地方其实是,在我年轻的时候,这种针对人类普遍特点的解释,是不能拿出来宣讲的。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认为,和白纸说教条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经自然选择,我们的情绪和能力为推理和沟通做了适应,有着跨文化的共同逻辑,难于抹杀或者彻底从头再设计。它们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学习能够发生,完全是因为我们有着先天的学习机制。学习不是本能的对立面,它本身就是本能(一种或者多种)的表达。人类的大脑自动具备(尽管不一定最开始就如此)了学习语言、识别面孔和情绪、理解数字、了解物体整体及他人意识的倾向。
社会、文化和父母决定论垮台,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平衡的人类个性及特点演变理论,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突破压抑的文化神创论伪说。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