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白银的时代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白银、黄金贫乏的国度。因此,中国在明代以前主要以铜、铁为主要货币。在美洲白银被大量开采出来之前,明代的白银主要来源于与日本的贸易,然而,明代自立国之日起,就明令严禁民间将白银作为交易货币,他们像现代人一样拿着钞票——“大明通行宝钞”去购物,史称“禁银”。这种“禁银”一度造成中日关系恶化。从日本流入的白银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在这时,欧洲人来了,他们用从美洲掠夺来的白银购买令他们垂涎三尺的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而中国的务实、勤俭的风尚和气候等因素,却让中国人对于欧洲人带来的钟表、玻璃、毛织品等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中国人只收白银。中国人把白银当作应对危机和以备不时之需的珍稀货币,甚至不惜将它们埋于地下,传之后代。于是,从明后期持续了整整两个半世纪,美洲的巨额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由此,中国成为了“地理大发现”的最大受益者。同时,由于阿拉伯的衰落和新的海上航线的开辟,西方人可以直接和中国人做生意了。
在明代以前,阿拉伯人掌握着东西方贸易的特权,他们一直充当着东西方贸易的中介和媒体,所有东方的物品均需通过阿拉伯人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贩运到欧洲,欧洲商人只能吃阿拉伯人的残羹剩饭。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欧洲人也曾抗争过、奋斗过,他们不惜前后八次组织十字军东征,但均以失败告终,他们花费如此大的气力的目的就是试图缩短国际贸易通路,使自己能够直接和中国、印度做生意。后来,威尼斯商人和阿拉伯商人达成了新的默契:阿拉伯人在威尼斯的财产得到保护,他们专门与威尼斯人做生意。通过拉拢阿拉伯人,威尼斯才一跃成为欧洲的商业中心。
但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现在,美洲不断产出滚滚白银,全球进入一个白银时代,欧洲航海家已经掌握了环球航线和远洋航海技术,欧洲人和中国人直接做生意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1571年,西班牙海军占领菲律宾,并在马尼拉设立了殖民首府,从此,欧洲与中国之间有了做生意的中转站。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开放海禁,并且宣布白银为“合法货币”。实际上明朝的两大禁令——海禁与禁银,都是因为推行不下去而被迫废止的。禁银的废止早于海禁,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直没有完全中断与海外的贸易联系,尤其是亦商亦盗的海盗们的海商行为,大量的海外白银不断地流入中国,使得中国藏银于民。经济史上一般把取消禁银归功于被蒙古军队俘虏的明英宗朱祁镇。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明英宗即位,下诏“弛用钱之禁”,于是铜钱得以恢复使用。公元1436年(正统元年),明英宗宣布,税粮折算成“金花银”,就是用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银两来征收税赋。同时诏令全国“弛用银之禁”,标志着废除了禁银令。到了嘉靖四年(1525年),官俸已经用白银发放,中国从此正式确立了银本位制。
中国此时确立银本位制,主要是受到了世界贸易的影响。大明帝国当时已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大明帝国确立了银本位制,也就意味着全世界确立了银本位制。从而,世界也进入了“全球一体化”时代,尽管当时的人类还没有这个概念。这个“全球化”的表现就是:欧洲人把自己的工业品运到美洲,从美洲把白银运到欧洲,再从欧洲运到中国,从中国买回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再运到欧洲。
欧洲人把1571年看作东西方直接贸易的全球贸易时代的开始。这一年即明隆庆五年,此时中国已经取消海禁4年,正式确认银本位40余年。这一年,由西班牙牵头,欧洲各国联军在海上大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意味着千年以来由中东转手贸易的时代结束了,东西方直接贸易的全球贸易时代开始了!同时,明政府宣布白银为合法货币,也直接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全面开展。这种东西方的直接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白银收入,中国从此走出了“银荒”时代,进入了白银时代,世界经济也为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据统计,在美洲大陆被发现后的16至18世纪,拉丁美洲的白银产量约占全球白银产量的80%,而这些白银当中又有1/3—2/3流入了中国。公元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西班牙大帆船将34.5万公斤白银从阿卡普尔运到中国,而当时中国的银矿产量约为6000公斤。而在这期间欧洲的贵金属输入量则锐减,据欧洲学者统计,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的数量减少了92%,白银减少了61%。他们认为,这一减少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有关。
其实,自古罗马时代以来,中国一直是欧洲货币的归宿地。17世纪,中国又与西班牙进行贸易,成为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发达的制造业出口,给中国带来的巨大财富。当时中国的制造业既包括糖、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更包括茶叶、瓷器、丝绸等生活奢侈品。
发达的手工业和繁荣的对外贸易,使得中国在明代中后期表现出非凡的开放性和学术活力。这种开放性根植于对自己强大的自信,其表现是对外来事物的宽容和包涵。在明代,对于来自欧洲的科学技术中国人是持欢迎态度并且有着浓厚兴趣的,如传教士们带来的自鸣钟、三棱镜、地球仪等,在明朝士大夫中有着较广的知名度;各种科技书籍如《几何原本》《矿冶全书》(翻译名为《坤舆格致》)等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文化界传播开来,传教士们在南京所展示的《西世地图》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崇祯皇帝还下令徐光启、李天经等人与外国传教士合编《崇祯历书》来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和西式火器及水利知识等。
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明代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明代后期属于中国自生、原创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同样焕发出耀眼的光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黄宗羲。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世称南雷先生或梨洲先生,浙江宁波余姚明伟乡黄竹浦(今黄埠镇)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明末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师”。黄宗羲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黄宗羲学识渊博,大凡天文、历算、音律、经史百家、释道、农工等无不深究。他主张土地改革,赋税改革,大量减少胥吏(中下层官员),同时,反对传统重农抑商,认为并强调“工商皆本”。
经济的开放必然带来思想、学术的开放,而思想、学术的开放,反过来会积极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反之,则会发生完全相反的结果。这是一个永久的真理。
正是由于明帝国的强大和开放,世界各国都乐于跟明帝国进行贸易,于是,便有了更多的白银流入中国。据记载,从1567—1644年明后期的77年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就达3亿两之多。这些白银流入中国后,就再也没有流出中国,这也同样应证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超强的融合(化)力,任何东西只要进入了中国,就会融化在中国的土壤里,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藏银于库,深埋地下,可能是阻滞流入中国的白银不再流出的重要因素。
无论如何评价17世纪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人从1500年前后走进了一个持续了几百年的白银时代。在这一过程中,在中国,白银从被禁止流通的货币转变为合法流通的货币,白银开始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最终使中国确立了银本位制度。自此,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白银始终是中国的本位货币,而且一直影响着当今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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