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希腊文明的繁荣(公元前500—公元前336年)
公元前499年,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发动叛乱,反抗自公元前546年居鲁士大帝从吕底亚国王克洛索斯手里夺取小亚细亚以来已经承认的波斯统治。5年后,叛乱被镇压。爱奥尼亚沿岸最大的城邦米利都被攻占。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第一轮战争的胜利显然属于后者。但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不满,因为两个希腊城邦雅典和埃利特里亚竟敢暗中派遣战船驶过爱琴海,支援反叛者。公元前490年,波斯发动了一次惩罚性远征,洗劫了埃利特里亚,但是没有占领雅典。当时,波斯人在距离雅典26英里远的马拉松登陆,企图煽动雅典内部叛乱,从而打开雅典的城门。但是这个阴谋失败了。当波斯人重新登上船只时,雅典人发动进攻,在马拉松赢得了一次漂亮的胜利,一名军士经长途奔跑把获胜的消息带给了雅典(由此才有了我们现代的马拉松比赛)。因此,当波斯舰队真的出现时,雅典的叛国者毫无动静,气急败坏的入侵者只得撤离了爱琴海。
这些冲突只是波斯征服希腊系列计划的前奏。公元前480年,大流士之子和继承者、波斯国王薛西斯调集帝国陆军大约6万多人企图实施这个计划。为此波斯人做了精心准备。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架设了浮桥,在爱琴海北部沿岸设立了许多储藏后勤物资的据点,还派遣外交使节去劝诱希腊人投降。许多城邦和影响很大的特尔斐神庙的神谕决定在为时不晚的情况下接受波斯的条件。但是以斯巴达为首的大约20个城邦组成了松散联盟,拒绝投降。一支斯巴达军队在北部的温泉关(ermopylaee)企图阻止波斯军队,但是没有成功。随后,薛西斯的大军继续向南行进,雅典人被迫撤离城市,雅典城遭到波斯侵略军的抢掠和焚烧。
但是如果希腊人不屈服,那么这种胜利就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一个敌对而被蹂躏的地区,波斯军队面临后勤供应的巨大困难。因此,薛西斯力图通过进攻停泊在雅典西边萨拉米湾的希腊舰队,逼迫希腊人就范。在萨拉米岛与大陆之间的狭窄海湾里,波斯舰队的数量优势不能发挥,因此,希腊人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公元前480年)。经过这次失败后,薛西斯决定带领大部分军队撤退回波斯,因为在希腊无法得到足够的后勤物资,以供应全部军队在希腊越冬。
次年春天,人数锐减的波斯军队在布拉底与希腊城邦联军遭遇,希腊再次取得胜利(公元前479年)。与此同时,雅典把战争引向爱琴海对岸,雅典军舰的到来鼓励了大批爱奥尼亚城邦反叛波斯。
此后,波斯人再也没有对希腊展开全面进攻。敌对状态持续到公元前446年。希腊城邦联盟几乎每年初夏都派遣一支舰队袭击爱琴海沿岸的波斯据点,这支舰队到了秋天才返回,几乎每次都取得一些新战果。雅典在这些行动中起着领导作用,因为波斯入侵威胁解除之后,希腊最大的陆上强邦斯巴达立即拒绝继续积极行动。
雅典海战的后果
海战的无限延伸给雅典城邦内部力量平衡带来了重大变化。财富很少或一无所有的公民能够一直充任战舰的划桨手。因此,他们为城邦提供了兵役,这与在陆军方阵中服役一样重要。换句话说,即使是以前不能购置方阵作战所需装备的最贫穷的公民,舰队也为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军事角色。此外,对大多数雅典公民来说,城邦为划桨手支付工资,从新占领城市中获得比较丰厚的战利品的机会也非常受他们欢迎。
在波斯大举入侵之前,雅典就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城邦。但是比较贫穷的公民的投票权最初没有得到保障,之后的进步是贵族政客从较低阶层中寻找新支持者的结果,而不是穷人自己任何有效力量或组织的结果。但是当为舰队划桨变成夏季正常职业时,穷人就可以发挥军事作用,这赋予他们在城邦事务中发言的权利。民主制度因此首次变得稳定。过时的农民-步兵被推向雅典政治生活的边缘。他们居住的地方离城市太远,无法参加日常公民集会,当舰队在国内时,城市穷人经常无所事事。
不久,雅典对侵略性海战的迫切追求震惊了希腊一些更保守的城邦。例如,公元前467年,纳克索斯岛拒绝派遣船只和水手参加惯例性质的反对波斯的战争,雅典人把这种行为解释为叛国,掉转武装攻打纳克索斯,结果打败了岛上的人,并确定其货币纳贡数量。后来,其他盟友也被雅典以同样的方法对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起初为了反对波斯而建立的城邦自由同盟变成了雅典帝国,鼎盛时期它控制了爱琴海沿岸50多个大大小小的城邦。
尽管雅典公共生活有民主政治形式,但是雅典的领袖和将军一直来自贵族家族,他们自称政治精英。即使像伯里克利那样的政治家也不例外,公元前460年至公元前429年,他左右着雅典的政治局势,并将他的名字赋予雅典最伟大的时代。他去世后,在反对斯巴达及其盟友(公元前431—公元前404年)的长期而激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农民-步兵与无地的战舰划桨手之间的利益分歧非常严重,旧的贵族体制得以重建。因此,伯里克利的政治遗产被能干但臭名昭著的平民克里昂继承。克里昂在战争中阵亡(公元前422年)后,贵族专制统治就从未被完全恢复过。
一个更具潜在意义的变化是公民对城邦的忠诚度降低了。整个希腊世界都能感觉到这种变化,要求并允许几乎每个成年男性公民既耕作又在方阵中与同伴一同作战的旧体制,让位于更加复杂地分化为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士兵、水手、奴隶、外邦人、地主、小佃农等不同集团的社会。长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极大地加速了这个过程。每个城邦(甚至雅典内部)的富人和保守者都倾向于支持斯巴达,民主派则同情雅典。由于为了某个派系的利益而来的外部干涉随时可能出现,所以叛国的诱惑和机遇增多了。私人利益和思想必须服从城邦整体利益的旧观念无法抵制这种压力。由于派系斗争恶化为恐吓、暗杀和流放,所以一个又一个希腊城邦内部失和。
古典时代
但是在城邦世界内部分裂之前,从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79年薛西斯入侵的大灾难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在将近50年里,希腊世界特别是雅典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它的时间和地理范围之集中、表现之完美,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时代。
在神奇地战胜波斯帝国之后,希腊人终于对自己及其生活方式充满自信。希腊人再也不敬畏东方的奢华和神秘智慧了,他们变得高度自信,并迫切地探索世界的本原及其表达,特别是雅典人,在较小程度上也包括其他希腊人,认为自己能够把思想与行动结合起来,互相支持,继续向前发展。毕竟当雅典在海外赢得并继续赢得这种成功的时候,谁能怀疑雅典制度的良善本质和卓越呢?谁能怀疑自己将从突然变成东地中海主人的一个城邦汇聚的新经验、新产品、新观念中学到很多东西呢?雅典人对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对现状表示满意,渴望探索未来的任何新事物。为极度膨胀的自信所感染,他们开始将希腊文化各个方面都赋予古典表达:戏剧、哲学、历史学、雄辩术、建筑和雕刻。
戏剧
希腊有几个城邦都有合唱队戴着面具演唱纪念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山羊之歌”的传统,但是只有雅典把这些初级的开端发展成悲剧艺术。公元前5世纪,音乐、舞台背景、服装和舞蹈都变得更加精细了。
当合唱在盛大的狄俄尼索斯节上变成竞赛时,它就需要长期排练。领唱与合唱队之间的轮唱发展为戏剧对话。不久,两个男主角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多达三个。随着这种发展,合唱队退出了舞台中心位置,扮演次要角色,评价、警告或者烘托戏剧表演气氛,而戏剧的主要线索现在由男演员来表现。
古代雅典的悲剧表演展现了高尚的场面。所有男性公民均可自由观看,因为节日仍然被认为是公共祭祀行为。每次戏剧表演的开支均由富人资助,他们从竞赛获胜的奖品中得到满足。即使最愚钝的公民也能够欣赏舞蹈、歌曲和对白,因为对白是由合唱队吟唱的,演员的台词也合辙押韵。希腊戏剧的这些内容大多没有保留到现代,所有幸存下来的只有少数剧本,以及部分剧本的残篇。但是这些残篇仍然唤起人们对它们的崇敬,一是因为它们的诗歌的力量,二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思想。这种崇敬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真诚的,因为古代雅典悲剧作品的诗歌利用代代相承的传统节庆活动之机讲述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直面人类生活的根本问题。为此,它们触及了激发永恒兴趣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主题对全人类而言都具有普遍意义。
在古代“山羊之歌”的显著转变过程中,三位伟大诗人厥功至伟: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公元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公元前405年)、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4/480—公元前406年)。因为他们的题材都是有关神与人类关系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从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我们称之为神话,但是当时的希腊人视之为古代历史。悲剧诗歌似乎可以自由地改编传统故事,为了表现诗人想要表达的主旨,他们就会这么做。他们以自己的眼光和想象力,甚至更自由地试图解释神与人类、命运与自由意志、私人利益与公共职责之间的关系——这只提及了他们涉及的众多主题的一小部分。
虽然三大悲剧作家都忠于传统的形式,受到传统的限制,但是无须深刻地了解人们就能认识到,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开始失去探讨严肃的道德和宗教问题的功能。较早的诗人,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拥有与大多数观众一样的传统和虔诚。通过给予观众悲壮而复杂的感情表现,通过赋予传统道德和宗教思想变化、调整、微妙性与怀疑,他们不仅没有破坏,而且扩大和巩固了传统观点的一般结构和有效性。而欧里庇得斯有所不同,他生活的时代比较晚,传统认识已经在年轻的雅典人心目中褪色了。但是欧里庇得斯不得不取悦——或者假装取悦——公众,毕竟其他任何事情都将被认为是对宗教仪式的亵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通过提出某些宗教虔诚的俗套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这有利于展开故事情节,或者挽救局面。在关于人类的戏剧中,欧里庇得斯经常以明显不同于油腔滑调和轻松的方式回答他的神圣使者,为生活的苦难提供神谕。
显然,已经发生的事实是,雅典知识精英的预期再也不同于雅典公民大众了。像欧里庇得斯那样的人已不再相信狄俄尼索斯之类的神的真实性与力量了,而他作为一个悲剧创作诗人,竟然被要求为狄俄尼索斯的庆典祭祀而创作!因此,不足为奇,欧里庇得斯之后,雅典再也没有出现伟大的诗人继承悲剧创作传统。相反,重新排演古典悲剧很快就成为惯例。新的戏剧创作被限定为喜剧,不提出人类的任何更深刻问题,与公元前5世纪悲剧作家能够而且渴望做的不同,喜剧作家只探讨人类生存状况中的滑稽、焦虑、怪癖等。
哲学
哲学家接过了悲剧作家不再进行的工作。柏拉图的大多数著作均采用对话形式就证明了这一点。哲学对话的最大优点是它无须符合陈旧的习俗,也不必对雅典城邦全体公民都有吸引力。任何熟悉阿提卡希腊语、爱探究事物性质、善于思考、有空闲的人都能读懂柏拉图的著作:他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可以阅读甚至反复阅读对话,或者弃之如敝屣。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不需要依靠大众的同意,或主管传统宗教仪式的官员的批准,而戏剧诗人却受到这些约束。因此,当雅典的广大民众与最高级的思想家之间劝导性的、基本和谐的关系不再普遍存在时——已经妨碍了欧里庇得斯悲剧创作的一种情况,那么进一步研究人性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就只能通过更私密的、更个性化的哲学对话媒介来进行了。
雅典并非早期希腊思想的重要中心,但是当它变成爱琴海的主人时,哲学家和其他外邦人都云集于此。雅典民众的性格是怀疑一切,例如,伯里克利的私交、著名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即因为渎神而被流放,他曾经提出太阳不是神,而仅仅是一块炽热的石头。
另一群智者,即诡辩学派则在雅典大受欢迎。他们的职业是培养青年的演讲技巧。当然,在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里,善于辞令对政治生涯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能说服公民大会,那么任何重大的事情都无法进行。但是当教师与学生开始思考、谈论措辞和辞令时,他们很快便意识到语言与论点具有一定的规则,而且它们自身也必须经得起分析。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兴奋的发现。一些诡辩术者似乎认为,如果人类拥有智慧并敢于实践,那么通过完全掌握语言的逻辑规则及其运用方式,将揭示宇宙的所有秘密。
诡辩学派不相信纯粹的习俗和习惯。这种态度是破坏性的,因为按照冷冰冰的逻辑推理,既然一个城邦的法律不同于另一个城邦的法律,一个民族不同于另一个民族,那么城邦法律究竟有什么约束力呢?为什么一个勇敢的人不应该洞察习惯的邪恶,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通过精确的语言逻辑手段所发现的事物本性的基础之上呢?的确,为什么不呢?特别是,如果上述年轻人碰巧没有机会通过宪政程序而控制政府的某个政治派系或社会阶层。因此,当诡辩学派挑衅维持公众生活的法律结构时,主要是富家子弟觉察到激进的诡辩学派的魅力。诡辩学派通过收回对城邦的忠诚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们认为雅典模糊的民主派强加给他们的要求是越来越难以忍受的负担,特别是在与斯巴达的长期战争期间(公元前431—公元前404年)。
与此同时,另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也沉迷于诡辩学派提出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他叫苏格拉底(卒于公元前399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雅典人,曾经应征入伍服役,担任过行政官员,他也不能说服自己相信雅典的法律和政府是真正公正的、明智的或者仁慈的。苏格拉底在公共广场与人辩论,只要对方够勇敢。在苏格拉底连续而有启发性的提问下,对方会发现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实际上有多么鄙陋。
苏格拉底述而不作。我们主要通过柏拉图的对话来了解他,在这些对话中,苏格拉底几乎都是扮演提问者的角色。柏拉图的描述可能被润饰了,以便使苏格拉底符合柏拉图自己的观点和偏爱。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卒于公元前385年)和历史学家色诺芬(卒于公元前354年)也留下了对苏格拉底的文字描述,与柏拉图笔下的主角形象大相径庭。尽管模糊,但是清楚的是,与他的弟子柏拉图一样,苏格拉底是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实际上,他企图利用诡辩学派的语言和逻辑推理工具支持传统的价值观念、等级制度和发现隐藏在习惯之后的普遍真理的标准。更不清楚的是,苏格拉底是否满意于他所找到的这种普遍真理。但是当公元前399年一群民主派政客指控他蛊惑青年和不信仰雅典的神并审判他时,他宁愿死亡也不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断言他必须首先而且一直服从判决,甚至不惜冒与法律相冲突的风险,如雅典指控和判处他死刑。
当苏格拉底根据雅典法律被判入狱并服毒自尽时,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还是一个青年。像许多围绕在苏格拉底身边聆听他攻击暴发户伪善的其他雅典青年一样,柏拉图出身贵族,甚至声称是雅典早期国王的后裔。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对柏拉图来说,重大的问题一直是政治方面的:如何使事物井井有条,以便有德行的人能够统治国家,公正能够盛行。但是真正的改革需要真正的知识,如果没有知识,那么一个人的观点就不比另一个人的观点更好,而且难以避免激烈的派系纷争,这种纷争正在使雅典走向分裂。为了这种知识追求,柏拉图献出了一生。为此,他汇集了希腊早期各种思想流派的观点,为后来西方哲学提供了大量术语与核心问题,例如,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知识与观点的关系、理念与现实的关系,还有一些天真但是必要的问题,如真、善、美的性质。
柏拉图在其撰写的两部对话集里描述了建立在真理和公正基础上的理想国家,但是当他试图把他的理念转化为实际时,却遭到了彻底失败。这发生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邀请柏拉图前往的政治家不能说服该城邦的年轻统治者转向柏拉图研究所提出的政体。到晚年,柏拉图似乎从求知和写作中找到了实际领导权的部分替代品,虽然他觉得他有权获得领导权,但是他严厉而不受欢迎的观点使得它们在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不可能实现。他创办的阿卡德美学园变成了哲学、数学和科学活动的中心,它存在了900多年——比任何现代大学的历史都更悠久——大多数时间里,阿卡德美学园使雅典成为古典世界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
在创立吕西昂学园前,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在许多年里都是阿卡德美学园的成员。他理所当然地过着职业思想家的生活。太阳底下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个问题之上,太阳之上也是如此——超出亚里士多德的兴趣。他创立了一种综合性的、推理严密的哲学,为各种重要的事物提供温和的、常识性的答案,留待追随者解决的问题则非常少。
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城邦丧失了真正的独立,希腊生活中的政治火花已经消失了。哲学越来越变成生活的指南,满足希腊世界富有而受过教育的人的需要。当哲学的中心任务变成为出身高贵的人确定合理的行为准则时,真正扰乱人心的新思想和新信息就变成了禁忌。
随着这些变化,对探求真理的渴望——诡辩学派的雄心壮志,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终生对确定性的不懈探索,刺激亚里士多德渴求新知识的智慧——都消失了。因此,希腊哲学的伟大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哲学家所表达的思想,他们提出的关于世界本原、人类思想、信仰、知识的本质等问题,仍然萦绕在后人的脑海里,并且以一定的思辨性鼓舞后人思考真理的复杂性。更早的思想家和那些不熟悉希腊哲学传统的人对真理复杂性的认识从来不能与希腊哲学家相媲美。因此,利用人类理性理解世界的大胆努力不是徒劳的,这种努力从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哲学家那里发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热切地拓宽并增强了这种努力,尽管对人类理性的力量的信仰,在亚里士多德死后明显见衰。
科学、雄辩术与历史学
希腊科学的重大进展发生于马其顿征服(公元前338年)终结了雅典的伟大时代之后。但是,此前几何学和天文学曾受到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的密切关注,亚里士多德已经非常有说服力地使物理学知识系统化了。与此同时,科斯的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创立了一个有影响的医学学校,强调仔细观察与诊断,不把疾病的原因解释为恶魔附体——中东的通常观点——而是人体内部体液(“脾性”)失衡。
雄辩术在希腊教育中享有比较高的地位。在民主城邦,熟练的公共演讲是从政的必要条件,即使在公共演讲丧失了政治功能后,雄辩术仍然受人崇敬。雄辩术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了纠正错误的规则,端庄优雅的演讲最终变成了一种崇敬的目标,无论演讲者说的内容重要与否。只有当城邦的主权终结后,雄辩术才衰落为礼节性的技巧。在那之前(此后也零星地),公民大会必须处理迫在眉睫的事务,这些事务为雄辩之士提供了急需回应且不可避免的话题。
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历史学由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约卒于公元前425年)的研究创立。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进行了迷人而散漫的记叙,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给予希腊人和野蛮人“适当的奖赏”。他把这场战争描述为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斗争,并坚信希腊人令人惊奇的胜利证明了自由、自治的共同体比貌似最强大的君主制优越,因为在君主制下,所有的人都必须屈服于国王的意志。雅典是希罗多德所叙故事中的英雄,但是他也始终没有忽略这样一个“事实”
:人仍然位于诸神之下,听任无法控制的命运的摆布。傲慢与虚荣导致神意的报复——反复出现于希罗多德书中的一个主题,他以此解释薛西斯入侵的失败。
修昔底德(约卒于公元前400年)是希腊第二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在雅典长大,当时正是诡辩学派和理性主义盛行之时。与希罗多德不同,他不相信神能直接干预人类事务。修昔底德认为政治体就像人体一样,各个部分失衡容易引发疾病。他记述的历史事件是公元前431年开始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期的同族仇杀的战争。进程曲折、造成城邦内部高层分裂的战争,给予他大量机会观察希腊城邦公共生活的病变状态。
修昔底德最初不是一个被动的战争观察者。公元前424年,雅典人选举他为将军,但是当他遭到严重的军事失败时,他们又流放了他。
此后,修昔底德没有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相反,他着手仔细寻找交战双方已经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也许期望诊断出政治体的不幸根源,作为治愈它们的必要基础。
修昔底德从未变成冷漠和无动于衷的观察者。他既不简单地蔑视道德,也不相信人类事务的超自然秩序。当雅典进入最终拼死一战的阶段时,修昔底德这个雅典人可能开始相信,自己正在见证一个蔑视正义、居功自傲、骄傲自大的城邦遭到不可思议的神的力量的惩罚。
当修昔底德发现他的题目不适合这种范式时,他开始彻底修改他的叙述,赋予雅典城邦以悲剧中的英雄角色——由于自身的伟大和固有的缺点,雅典遭到背叛。因此,他以散文方式把悲剧作家的传统应用于当世历史写作。希罗多德曾经在记述欧洲与亚洲之间最近的冲突历史时发扬了这种熟悉的史诗传统,这种传统更早的事例就是荷马的《伊利亚特》。
在雅典呈现的衰落景象面前,通过把精确的细节与深刻的分析和极力抑制的热情结合起来,修昔底德践行了他自豪的声明:写作“不是为了获奖,而是要铸就永恒的财富”。
建筑和雕刻
在古典时代的希腊,“雄伟”一词几乎完全局限于形容神庙和其他公共建筑物。传统形式把建筑师的任务限定为使建筑比例更匀称,细节更精致。但是建筑师也在圆柱外表的细微弯曲和圆柱基座的花饰上花费精力,赋予完成后的建筑物一种视觉上的精确和优雅,否则不可能取得这种效果。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原创雕刻幸存下来的足够多,使我们得以领略希腊雕刻艺术大师所取得的成就。后世的批评家赞美菲狄亚斯(约卒于公元前431年)为最伟大的雕塑家,但是明确由他亲手创作的作品却没有一件留存于世,不过他规划了帕提农神庙的雕刻装饰,而且也许实施了其中一部分。他的杰作是雅典的雅典娜神像以及在奥林匹斯山的宙斯神像,它们都用象牙和黄金装饰。由于贵重,所以它们早已无影无踪了。但是文字描绘清楚地表明,菲狄亚斯赋予这些伟大的雕像冷淡的高贵和平静的美感,即使多年以后,当人们不再严肃地对待奥林匹斯山众神时,这些雕像仍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与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一样,菲狄亚斯生活在表面上旧信仰和虔诚仍然有效、只需要更精确和充分表达的时代。菲狄亚斯用黄金和象牙做着其他人用文字所做的工作:重塑并丰富了古老的观念,使它们适合他们生活的更精致的时代。
虽然后来的雕塑家仍然掌握了高超的技艺,但是菲狄亚斯所表现的平静自信和内心平和再也没有被后世表达过。一种更自觉的、戏剧化的风格出现了,如普拉克西特利斯(约卒于公元前320年)的著名雕刻作品《赫尔墨斯》就完全失去了菲狄亚斯作品的高贵和尊严。但是他的赫尔墨斯既不雄伟也不强壮——与其说是一个世界的统治者,还不如说是一个想象中的漂亮玩偶。
因此,在我们已经记录的每种努力中,波斯战争之后雅典膨胀起来的确定性和自信心,朝着更多样而复杂的前景发展。分裂引起纷争,有时甚至导致幻灭。但是曾经如此高涨的活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自我熄灭,在雅典第一次盛世消失许多个世纪之后,希腊文化形式仍然能够影响其他民族。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社会变化
希腊政治和社会演变加强,甚至也许造成了这种文化转型。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公元前404年)后,希腊许多城邦内部贫富阶层之间的相互敌视日益加深。猜忌和恐惧使各个阶层离心离德。以前在方阵共同服役而培养的心理凝聚力消失了,因为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公民不再直接参加战役。
雅典的支配地位让位于斯巴达的霸权。虽然他们都宣称为了“希腊的自由”而战,但是斯巴达人证明,自己至少是像雅典人一样严厉的盟主。因此,雅典霸权很快便恢复了;但正是底比斯城邦首先在战场上打败斯巴达(公元前371年),从而开创了底比斯对希腊各城邦的短暂霸权。接着,仍然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马其顿王国的干涉把更强大的政治统一带给希腊各城邦。但即使马其顿在克罗尼亚战役(公元前338年)明确地证明了军事优势之后,希腊人仍然顽固地向往地方自治和城邦独立,以致只要马其顿的实力出现削弱迹象,希腊人就会希望摆脱事实上非常轻微的枷锁,重获自由。
但是公元前338年后,经济和军事组织的规模已经发生了变化,任何城邦都不能行使真正的主权。一支训练有素的方阵军队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至多是雇佣军而已,毕竟过去的公民军队是依靠方阵士兵之间相互配合的感情建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到处出现派系倾轧的痛苦,所以公民不再完全信任彼此,大多数公民军队再也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职业军队开始补充并逐渐取代公民军队,特别是在可能持续几年的远征中。依靠拥有足够多土地或其他带来收入的财产维生的公民更喜欢待在家里,放弃了他们祖先曾经认为是唯一适合自由人和负责任的公民的坚强的英雄角色。
当上述情形发生时,生活的私人空间开始吸引人们更多的注意力,政治对希腊人想象力和情感的全面控制变得松弛了。希腊世界的穷人、被剥夺了权利的公民、无地农民、逃难者、外邦人和奴隶的数量增多了。即使在公共事务中拥有合法发言权的公民也发现这种特权正在逐渐变得空洞。公民的声音似乎仍然能被听到的个别城邦则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主宰。在这方面,整个希腊都已经变成了军事和外交棋盘上的一枚小棋子,这个棋盘被掌握了职业陆军、海军和财源的政府支配,任何单个城邦的军队和财源都无法达到这种规模。
随着各地城邦主权的彻底丧失——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征服事件是其标志,希腊文明和文化丧失了其最初的大部分锐气。只有少数精英能够分享经柏拉图详细阐述的哲学的精妙,理解普拉克西特利斯的雕塑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不虔诚的细微差别。卑微者、文盲、遭受贫穷打击的芸芸众生走一条路,而富人和出身高贵的人走另一条道路。曾经短暂地联成一个整体的城邦战士只残存于人们的淡淡记忆中,而不是生活在现实中。
希腊文明还有辉煌的未来,事实上,当这种内部削弱出现时,它的地理扩张力量几乎还没有显示出来。最初的成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在很久之后,仍然并将继续以特别震撼的心情面对雅典黄金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后世欧洲的思想意识形态,追根溯源,皆可以在为数不多的早期希腊人的作品中寻得最明确的发端。
这种创新并没有因为时间推移而被埋没。因此,下面我们必须转向讨论其他民族对希腊文化成就、希腊化文明扩张做出反应的方式。
希腊雕刻艺术的发展
一名城邦的武士、公民
阿里斯逊(镌刻在石柱底部的名字,意为“优良的”或“高贵的”)石柱是一尊身披盔甲、手持长矛的武士雕像,但是他缺少一个古代希腊重装步兵的全套装备:头盔、剑和盾牌。
正是阿里斯逊那样的贵族自愿跨下战马,与普通农民一起变成雅典作战方阵中的公民士兵的战斗和生活方式,标志着希腊古典时代的开端。这里所见的古典艺术风格起源于古风时代的呆板、自然主义(注意前臂的肌肉)与传统(布料、发型和胡子)之间的平衡。当时的政治技巧维持了雅典“黄金时代”英雄主义和个人服从城邦之间的微妙平衡,也许艺术技巧在古典主义风格中发挥的作用与政治技巧类似。
希腊古典时代的美
偶然保存下来的作品使现代人只能通过这件作品(和其他几件)的小型复刻品来感受古典希腊雕刻艺术鼎盛时期的审美力量。青铜铸造的波塞冬像不能被归结为公元前5世纪任何著名雕刻家的作品。我们这里所见到的最有可能是当时雅典雕刻作坊里的一件普通作品。利姆诺斯的雅典娜像模仿一尊可能出自菲狄亚斯的雕像,它是几个世纪后罗马人依照公元前5世纪希腊艺术最值得崇敬的时代的风格而复制的。
阿里斯逊石柱,公元前510—公元前500年。来自阿提卡的维兰尼得萨(Velanidesa),藏于雅典,国家博物馆
海神波塞冬,公元前470—公元前450年,发现于阿特密逊海角(CapeArtemision)海域。藏于雅典,国家博物馆
利姆诺斯的雅典娜头像。科隆,市民博物馆
罗马无名氏肖像,公元前1世纪。亨利·李列·皮尔斯基金会(HenryLilliePierceFund)。经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许可
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
这两尊罗马无名氏肖像展现的是当希腊雕刻家把他们的艺术鉴赏力用于取悦罗马风尚而创作的家庭肖像时所发生的情况。通过简洁而鲜明的现实主义,左边的头像(公元前1世纪)表现了使罗马变得伟大的活力、自我克制和服从的习惯。第二尊胸像复制于一个世纪之后,帝国宫廷生活的矫揉造作已经取代了过去的严肃品德,正如图中妇女高耸而有型的卷发虽然引人注目,但是不能掩饰其强悍而傲慢的面部表情。
罗马妇女肖像,公元54—公元117年,罗马卡皮托里诺宫(PalazzoCapitolino)
戴王冠的妇女头像,公元2世纪,来自维埃纳(Vienne),法国。里昂博物馆,法国。摄影:让·鲁贝尔
古典风格如何衰落
到公元2世纪这两尊头像被创作时,古典风格已经变成了上层社会少数奴隶主的追求了。戴王冠的妇女代表高卢行省城市的“精神”
——5个世纪前希腊化东方发明的一种传统的化身。虽然雕刻家复制古代雕塑的技巧没有被削弱,但是他们的作品看起来退步了。从技巧上说,斯多葛派哲学家和皇帝马可·奥勒留的胸像雕刻得不太熟练,但是它力图传递一种渴望相信某种比过时的神祇和拟人化城邦(如前一页中的妇女)更好的事物的感情。
马可·奥勒留胸像,2世纪,瑞士,阿旺什(Avenches)博物馆
古典风格的终结
新风格——拜占庭风格开始在胸像雕刻方面崭露头角,正如这尊创作于公元3世纪至公元5世纪之间的雕像所表现的。基督教的兴起、蛮族的入侵、罗马帝国的瓦解体现在艺术变化之中。这尊雕像似乎表现了对俗世的幻灭感,追求作为早期基督教兴盛基础的超验真理。
欧特卢普斯(Eutropus)的肖像,3—5世纪。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希腊雕刻的传播和转型
向西传播过程中的风格融合
这个头像发现于瑞士的一个罗马时代遗址。在这件奇怪而且令人吃惊的作品背后,一定隐藏了希腊-罗马技巧和风格与当地艺术传统(也许用木材雕刻)的融合。
来自阿旺蒂卡姆(Aventicum)的赫尔维蒂人(Helvetian,瑞士人)头像。瑞士,阿旺什博物馆
向东传播过程中的风格融合
当一种艺术风格跨越时空范围传播时,它会出以惊人的方式发生变化。这里选择的4幅复制雕像的照片表明了跨越整个欧亚大陆大约三个到四个世纪的关系,它始于公元100年左右,一个希腊-罗马文化的传播者或外省参与者雕刻了这尊体态丰满、眼睛凝视我们的雅典娜或罗马的拟人像(左图)。从来自同一个地区、大致同时代的第二座雕像可以看出,在各个行省里,希腊-罗马艺术派上了新用场(右图)。
艺术家利用希腊-罗马的图形,如头饰和宽松外袍描绘佛陀。循序而去,中国雕刻家利用印度-希腊佛教艺术家提供的样式,创作了从萌芽状态(下页图)到全面中国化的佛陀雕像。请注意希腊艺术的自然主义的推动力量如何改变并最终完全不同于中国雕刻家的,中国雕刻家不仅减少了装饰布料,而且把佛陀的双脚也变成了一个平坦的、装饰性的、优美的弯曲图案。
左:雅典娜或罗马(Roma),2—3世纪,巴基斯坦,拉合尔右:佛陀,4世纪,巴基斯坦,拉合尔
来自中国山西的佛陀造像,5世纪,都灵,萨包达(Sabauda)美术馆
来自中国河南的佛陀造像,5世纪,为纪念冈仓觉三(OkakuraKakuzo,也叫冈仓天心)而捐赠自丹麦,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佛陀斋戒,巴基斯坦,拉合尔,斯卡利(Sikri)
大甘吉药叉女(DidargañjYakshi),孔雀王朝,正面和背面。印度,巴特那(Patna)博物馆
印度的双重脸谱
在印度热情友好的文化模式中,常常达到人类生理极限的禁欲和放荡不仅互相补充,甚至互相支撑。这两座雕像生动形象地提供了这两种极端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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