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的家族
我们再回头看看历史。
第一个将脚印踏在芬兰雪地上的最重要的瑞典人是亨利主教,他被天主教会于 1155 年派往芬兰。那些传教士占据着芬兰所有的城堡以抵抗俄国人,并最终战胜了我们东国的帝国,赢得了这场争夺芬兰控制权的斗争。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为了促进芬兰殖民地人口的增长,瑞典政府给予在芬兰的瑞典人以土地和减税等激励。瑞典人的统治一直延续到 1714 年,接着是芬兰被俄国人接管七年的短暂插曲。之后瑞典人再次将它夺了回来,直到 1809 年俄国和拿破仑对芬兰发起进攻,芬兰又落入俄国的统治中,一直到 1917 年十月革命爆发为止。
早期瑞典移民的后裔如今在芬兰达到 35 万人,他们都讲瑞典语,占总人口的 7%。
这其中也包括我的怪癖的家庭。 我外祖父的父亲住在瓦萨城附近的一个叫杰波的小镇上,是个相当贫困的农场言,但他的六个儿子中有五个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很难说明在芬兰通过努力以改善自己境遇的可能性。
不错,冬天的黑暗以及走进屋里后就把鞋子脱掉的做法的确让你心烦。然而在那里你可以免费受到大学教育。这一点和美国的情况大相径庭,美国的许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有一种毫无前途的感觉。事实上,上面提到的六个儿子之一后来当上了芬兰中央银行的行长。还有一个就是我外祖父列奥,也就是带我接触到计算机的那一位。
再来说说我的祖父。是他创造出了 Torvalds 这个姓。这姓来自他原来的名字 Ole TorvaldElis 中间那个词,在瑞典语里的意思是“托尔的领地”(托尔是北欧神话中的雷神——译注)。
这是因为我祖父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他的姓 Elis 是我曾祖母最终嫁的那个人的姓。我祖父非常不喜欢那个人,所以在 1937 年他 21 岁生日的时候给自己改了姓。他去掉了自己的姓,又在原来的中名 Torvald 后面加了一个“S”作为新的姓,据他说这样发音会显得更为丰满。但他实在应该重新改个姓,因为他加上的那个“S”把原来的意思全破坏了,并让讲瑞典语和芬兰语的人都感到百思不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把它念出来。而且,他们都认为这个字应该拼成“Thorwalds”,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全世界现在总共有十八个姓 Torvalds 的人,他们之间都有血缘关系。我们都得忍受我祖父带来的这种混乱。这大概就是我在网上总使用“林纳斯”的原因。Torvalds 太容易引起混乱。 我这个祖父并不在大学教书,他是个记者和诗人。他第一份工作是在离赫尔辛基以西大约一百公里的一座小镇上当一家报纸的主编,因为在上班时常喝酒而被免职。他和我奶奶的婚姻也因此破裂了。后来他搬到了位于芬兰西南部的城市土尔库,又结了婚,成为当地一家报纸的主编,出版了几本诗集,但酗酒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我们常常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时去土尔库看他,同时也经常去看望我奶奶。我祖父在五年前去世。我可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任何诗集。这只是件我爸爸遇见生人时的谈资罢了。 我们家的记者一抓一大把。据说在 1917 年芬兰摆脱了俄国统治而独立之后所发生的内战中,我曾祖父的一个兄弟就是一名站在白党一边而曾被红军抓获的记者。我父亲叫尼尔斯(大家都管他叫尼基,是电视和广播记者。自从六十年代的大学时代起,他就在共产党内非常活跃。
他的政治倾向来自于他得知了许多发生在芬兰的针对共产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的无耻暴行 。
1967 年,他认识了我妈妈安娜,当时他们俩都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大学生。据我爸爸说,他当时是一个讲瑞典语的学生俱乐部主席。有一次该俱乐部出外郊游,我爸爸在追求我妈妈的过程中有个情敌,当他们准备坐汽车返回赫尔辛基时,我爸爸让他的情敌负责往汽车上装行李。于是他便利用这一机会占据了我妈妈旁边的座位,劝说她单独跟他约会。
我是在大学校园的游行示威中诞生的。我们家的爱巢修筑在我祖父公寓的一个房间里。我的第一个摇篮是一个洗衣用的筐子。幸好那个时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记忆。
大约在我三个月的时候,我爸爸报名去服兵役,因而没有被当作坚定的反政府分子被投入监狱。在军队中他成为优秀的士兵,而且是个神枪手,因此常常受到奖励,享受周末回家探亲的特权。据我们家人说,我妹妹萨拉就是在他一次探家时受的孕。我妈妈除了照料她两个金发的孩子之外,还在芬兰新闻社当译员。即使到了今天,她还是在各种新闻媒体中寻找消息,然后把它们翻译成瑞典语。她也从事制图的工作。
然而我却奇迹般地逃出了这个以记者为主的小小王国。相反,我妹妹萨拉除了有自己的新闻翻译社,也在新闻社供职。而我同你异母兄弟列奥?托沃兹则是个摄影师,而且想当导演。因为我的家人大抵都是记者出身,所以我有资格和记者们开玩笑,说我知道他们是一帮无赖。
我知道我这样说自己也显得很差劲,但多年来,我们家曾经来过不少做客的记者,都是些为了能挖掘出消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或是靠凭空想象编新闻的家伙,而且不少记者似乎还总是离不开杯中物,并且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躲进自己的卧室里。说不定我妈妈的神经比较坚强,能对付他们。我们家坐落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的一个叫罗德伯根的小区,公寓在位于罗伯兹盖坦街上黄色的不起眼的大楼中。我们家在五层,有两间卧室。萨拉和那个讨厌的、大她十六个月的哥哥(也就是我)同住一间卧室。附近有一个小公园,其名字是根据当地一个酿酒厂老板的名字起的。我总觉得这样很奇怪,但一想到有的篮球场馆也是根据一个生产办公设备的人的名字而命名的,也就不足为怪了。(有一次我们在公园里看到一只猫,于是我们家人从此便称那座公园为“猫园”)。公园里有一个不大的空房,许多鸽子常常飞到那里。公园建在一座小丘上,所以到了冬天是个滑雪的去处。另一个可以玩耍的地方是我们楼后面的水泥院子,此外楼顶上也可以玩。每当我们玩捉迷藏时,顺着梯子爬五层登到楼顶上特别有意思。
但再有意思也不如玩计算机过瘾。只要屋里摆着电脑,晚上不睡觉都没关系。每个男孩子晚上都睡得很晚,以便躲在被窝里“阅读”《花花公子》。但我却不是这样,而是佯装睡着, 等我妈妈走了以后便跳将起来,一屁股坐在电脑跟前。那个时候可还没有网上聊天这回事呢。
“林纳斯,该吃饭了!”有时妈妈这么叫我时我不愿意出去,于是妈妈就对她的一些记者朋友们说,我是个非常好养的孩子,以至她只要把我放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储藏柜里,再配上一台电脑,偶尔朝里扔一些意大利面条,我就会感到格外高兴了。她的话不无道理。谁也不会担心这个孩子出外时遭到绑架(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吗?)。个人计算机在变得像今天这样复杂之前,尤其是在像我这样呆头呆脑的青少年还可以打开电脑的盖子自己动手修理的时候 ,其实对孩子们很有好处。今天的电脑所面临的问题和汽车一样:它们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人们很难将他们拆开再自己组装在一起,所以也就很难弄清那里面究竟是回事。过去人们可以简单地换掉汽车上的桐油过滤器,但你最后一次修车肯定要比那个活儿复杂得多吧?
今天的孩子们不再自己拆卸组装电脑,而是将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玩游戏上,于是智力得不到发展。我并不是说游戏有什么不好,我最早编写的一些程序就是游戏。
我编的程序中有一个是你必须在一个海底洞穴里控制一艘小小的潜水艇。这是一个十分标准的游戏概念。整个世界都倾斜着移动,作为玩游戏的人,你就是潜水艇本身,所以你必须不能让自己碰到墙壁和可怕的大鱼身上。其实真正移动的仅仅是这个游戏空间,鱼是这个游戏空间的一部分,是和它一起移动的。你玩的时间越长,它们移动得就越快,同时洞穴还变得越来越小。你不可能在这个游戏中获胜。游戏的宗旨也并非是为了获胜,这种游戏玩上一个来星期,然后再转移到另一个游戏,非常有意思。这主要是为了编程,才创造出新的游戏。
我还有其他的玩具,如模型飞机、轮船、汽车和铁路。有一段时期,我爸爸常买回一些非常昂贵的德国模型火车。他解释说,他小时候从来没有玩过模型火车,所以模型火车可以成为父子的共同爱好。虽然很好玩,但是和电脑的挑战相比却相差甚远。有时我被剥夺玩电脑的权利并非是因为我在电脑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而是因为别的事而受到惩罚,比如与萨拉打架。在整个小学和高中时期,我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在学习上。
所有这些竞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要不是我经常取笑她,她就不会为了胜过我而在期末写了六篇文章,可当时在芬兰,要想从中学毕业写五篇作文就算达到标准了。另一方面,我的英文还十分蹩脚,这一点应该感谢萨拉。她总是拿我的英文取笑,有很长时间我一直讲一口典型的芬兰式英语。所以后来我的英语才有所改进。我妈妈也经常揶揄我,但主要是因为我对女学生不感兴趣,而这些女生都希望得到“数学天才”的辅导。
有时我们和爸爸还有他的女朋友住在一起,有时萨拉和爸爸住在一起,而我和妈妈住在一起。还有的时候我们都和妈妈住在一起。顺便说一句,瑞典语中找不到一个与“机能障碍家庭”相对应的词汇。由于我父母的离婚,我们手头很拮据。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妈妈不得不经常典押她唯一的投资——无度电话公司的股票。在芬兰,只要你拥有一部电话就能拥有一张该公司的股票。我妈妈的股票大约值五百美元,每当我们手头特别缺钱花时,她就只好拿着股票到当铺去。我记得曾和妈妈去典押过一次,心里感到非常窘迫(如今我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事实上,赫尔辛基电话公司是我任董事会成员的唯一一家公司)。类似的心理感受也发生在我要为购买第一块手表而向外公讨钱的时候,当时我自己已攒下了大部分的钱,但剩下的钱妈妈却拿不出来,于是让我向外公讨要,这让我感到非常难堪。
有一段时间,我妈妈上夜班,萨拉和我便只好自己想办法吃晚饭。我们应该到街角的一家小铺子里用赊账的办法买仪器,但我们买的却是糖果,而且晚上可以玩电脑玩到很晚,这让我感到痛快极了。要是别的男孩家里没有家长看着,早就堂而皇之地“阅读”《花花公子》了。
外祖父死后,我外婆的身体似乎也每况愈下,她患了一种她自己称之为“晕眩症”的病,在医院里一住就是十年。在她进了医院后两年,我们便搬到了她的公寓。那是一幢坐落在彼德盖坦街上结实的俄国时期的老建筑物,与赫尔辛基滨水区的一个漂亮公园相距不远。我们住在一层,公寓里有三间卧室,一间小厨房。萨拉住最大的一间卧室。而我这个消瘦的少年住的是最小的主卧室,反正我只要有一个黑咕隆咚的地方就行了,时不时能得到意大利面条就会感到心满意足。我在窗户上挂上了厚厚的黑色窗帘,不让阳光射进来。电脑就摆在靠窗户的一张小桌子上,离我的床大约只有两英尺远。
1999 年春天,当《圣何塞信使新闻报》的星期日增刊让我采访林纳斯?托沃兹时,我对他只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在这年春天的早些时候,随着一系列的公司和网景公司一样采用了公开源代码的概念或者干脆采用了Linux 操作系统本身,林纳斯(Linus)一时间成了一个众人皆知的名字。尽管我对于这方面的发展并不十分了解,但在九十年代初期,我在一本涉及到 UNIX 操作系统和公开源代码问题的杂志担任编辑,所以我脑子里还残留着一些相当的记忆:包括林纳斯是个芬兰的大学生,他在自己的宿舍里编写了一个影响极大的UNIX 系统,并且免费在互联网上散发,等等。这些信息并非十分准确。给我打电话的编辑说,在最近于圣何塞举办的 Linux 展览上,林纳斯已经成为众星捧月的核心人物,所以他敦促我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我现在手头有一个闻名全球的超级明星,就在这里,噢,不,在圣克拉拉。”接着他便把一些报纸简报传真给了我。
林纳斯已经在两年前来到了硅谷,正在为当时还显得特别神秘的 Transmeta 公司工作,那家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发一种据说成功后将轰动整个电脑工业的微处理器。但是,不知何故,Transmeta 公司却允许林纳斯继续他那项耗时甚多的工作,他仍旧是 Linux 的最高领袖,对这个操作系统的任何修改拥有最终的决定权(事实上,他的追随者已经在着手进行法律方面的工作,以期在法律上让他成为 Linux 商标的所有者)。
此外,他还有时间在全球四处旅游,为方兴未艾的公开源代码运动大做宣传。
然而,林纳斯却变成了一个神秘的传奇式英雄。当人人都崇拜的对手比尔?盖茨住在他豪华的华盛顿州西雅图郊区的湖滨行宫里时,林纳斯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蹒跚学步的女儿们却挤在圣克拉拉一栋两层楼的公寓套房里。他似乎对一大群才气不很高的编程人员如今能享受到大笔大笔的巨大财富并不怎么在意。他的出现使那些身在硅谷并匍匐在优先认股权之下的小人物们心里犯嘀咕: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怎么可能对致富毫无兴趣呢?
林纳斯没有经纪人,也没有录音电话,而且很少回复电子邮件。我花了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才通过电话和他取得了联系,但一旦联系上,林纳斯便同意在他尽早方便的情况下接受一次采访。时间大约在一个月后,也就是 1999 年 5 月。我出于职业上的习惯,总希望我的被采访者能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我认为用芬兰桑拿浴为背景是采写这篇人物传记的最好方式。于是我们租了辆福特公司的野马牌敞篷轿车,由摄影师开着,一路到圣克鲁斯市去,那里有人为我们推荐了旧金山湾区最好的一家桑拿浴馆,坐落在一个新人类和裸身主义者风格的度假村里。
Transmeta 公司位于圣克拉拉一个匿名的写字楼群内,当林纳斯从公司出来时,手里拿着一罐拉开盖的可乐,穿着软件程序员的典型服装:牛仔裤, T 恤,一成不变的凉鞋和袜子。当我问他穿凉鞋着袜子是不是标准的程序员工装时,他理由充分地解释说,甚至在他从未见到任何别的程序员之前他就喜欢把袜子和凉鞋配在一起了。他说:“这肯定是关于程序员的自然法则。”
我们坐进汽车的后座,我一边鼓捣着我的录音机,一边脱口问出了第一个问题:“你家里人都是搞技术的吗?”
“不是,他们基本上是新闻记者,”他答道,接着又说:“所以我知道你们都是一些坏蛋。”
他知道因为这句话我肯定不会放过他。 “噢,难道你是从一堆坏蛋是钻出来的吗?”我问。 这个世界级的程序编制员抑头大笑,不料将嘴里的一口可乐全喷在了摄影兼司机的后脖子上,林纳斯的脸不好意思地红起来。这便是那个令人难以忘记的下午的开始。
后来的事儿更加离奇。芬兰人对洗桑拿浴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但那次却是林纳斯将近三年之内第一次光顾桑拿。这位皮肤苍白、全身赤裸的新星戴着一副雾蒙蒙的眼镜,坐在最高一层的木板上,他的金发乱蓬蓬地覆盖在他的脸上,浑身的汗水像小河似的滴淌下来,一直流到他开始发福的肚子上。我这样说完全是出于好意。他的周围是一圈皮肤晒得黝黑、自我着迷的圣克鲁斯人,用他们单调乏味的新人类式的口吻夸夸其谈着;林纳斯似乎特别热衷谈论桑拿浴的种种特点。他脸上洋溢着一抹宁静满足的笑容。
我认为,总体来讲,住在硅谷的人比其他人都更加幸福。首先,经济革命完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中。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硅谷里的新贵们还是老家伙们,都富裕得满腹流油。但谁也看不到他们脸上充满笑容,至少在他们的经纪人办公室之外他们总是绷着脸。
绝大多数受欢迎的技术人员——甚至许多不那么受欢迎的技术人员——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让你知道他们是多么的优秀。而且,他们都担负着一个了不得的使命,该使命比为世界和平而奋斗还要重要。林纳斯却不然。他没有自我膨胀的感觉,与他一接触就会觉得你和他之间没有什么隔阂,这使他在硅谷那帮夸夸其谈的精英中显得格外的可爱。林纳斯看起来似乎超越了一切,他超越了新人类,超越了高科技亿万富翁。
他不像是一只被全球的镁光灯抓住了的驯鹿,而更像一个快乐的外星人,到这个世界来告诉我们人类自私的生活方式有多么疯狂。我还有种感觉,他是个深居简出的人。 林纳斯曾提到过,洗桑拿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蒸完后几个人坐在一起,边喝啤酒,边神侃天下大事。为此,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些富士达啤酒(Foster Beer)。我们拿出啤酒,钻进了“安静”热水池子里。我们打开富士达啤酒罐,一边喝着一边让摄影师为他拍照。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林纳斯对美国商业史和世界政治都非常熟悉。按照他的观点,假如美国人能像欧洲政治家那样在社会领域(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译注)和公共领域之间采取调和政策,对美国的发展会更有好处。他一边摘下眼镜,将其浸在热水里清洗,一边解释说他其实根本不需要戴眼镜,在少年时戴起来的原因是以为这样可以让他的鼻子看上去小一些。这时,一个穿着衣服的女经理走到热水池旁,毫不客气地勒令我们把啤酒交给她。虽然周围环境非常开化自由,然而啤酒却被认为是违禁品。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冲淋浴,穿上衣服,然后找一个咖啡厅继续我们的谈话。 你在硅谷遇到的大部分人周身上下都有一种信徒般的狂热。他们对自己的生意、“杀手应用” (killerapplication)和各自的行业过于迷恋,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在他们的谈话中,除了自我吹嘘的话题之外便没有别的了。然而当我们和林纳斯沐浴着阳光坐在一家自酿啤酒店里品尝着酒精度极高的浓啤酒时,我们却无话不说。喋喋不休的林纳斯就像是只被放出笼子的金丝雀,承认他对古典摇滚和恐怖小说作家迪恩?库恩兹(Dean Koontz)非常迷恋,他还承认自己有个弱点,特别喜欢荒唐的情景喜剧。然后便道出了许多他的家庭琐事。
他不希望自己跻身于富人和有权势的人中间。我问他,如果见到比尔?盖茨想说些什么,他却说连与后者见一面的欲望都没有。“在我们俩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可言,”他说,“他所做的事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但我却丝毫不感兴趣。我所做的事在世界上也可能是最优秀的,他也不感兴趣。我对他经商提不出任何建议,他对我的技术也提不出任何看法。”
我们翻越山岭返回圣克拉拉时,有一辆黑色的切诺基吉普从后面追上来,车子突然在我们旁边慢了下来,车上的人喊了一声“嘿,林纳斯!”接着就掏出一台傻瓜相机,为他心目中的英雄拍照。林纳斯则坐在野马版敞篷车的后座上,迎着风露出微笑。
一个星期后我又去了他家,当时他正在给孩子洗澡。他把他一岁的金发女儿从水池子里捞出来,想找个地方放下,与此同时,他又把他两岁的金发女儿从水池中捞出来。他把他的小女儿递给我,后者立即大叫起来。他妻子一直呆在另一个房间里,这时也跑出来帮忙。她个子不高,但很随和,脚腕刺了一颗植物的纹身。
不久,我们便给孩子们读起了瑞典语和英语的催眠书。后来我们便站在车库旁边,周围放着一些未打包的行李,这对夫妇说起了在硅谷若想买一栋“拥有一个后院的真正的房子”的想法是如何不切实际。他们这样说时并未流露出辛酸的口吻。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似乎并未悟出他们生活中的讽刺意味。 接下来,我们一边喝着吉尼斯黑啤酒一边在电视里观看捷伊?雷诺(Jay Leno)的谈话节目。在这种气氛下,开始写书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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