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欢迎来到硅谷
“我踏进这个星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会那些耀眼的星辰。”
我从史蒂夫?乔(苹果电脑的创始人)的秘书那里收到了这封电子邮件。他解释了迫切想见我的原因以及问我能否为他抽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答应了。
会见的地点是在苹果电脑的总部,乔和他的高级技术人员一同来了。这正是苹果公司研制OS X 的时候。OS X 是基于 UNIX 的操作系统,2000 年 9 月上市。我们的会谈毫不拘谨。乔在一开始便说,在操作系统的领域,只有两个玩家――微软与苹果。他以为,我能为 Linux 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与苹果公司联合,让那些陷入到开放源代码中的人都来为 Mac OS X鼓劲。
我没有立刻反驳,因为我还想听听有关这一新的操作系统的事情。它的基础是 Mach 系统。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Mach 被期待会成功操作系统的最终版本,很多人对此大感兴趣。事实上,IBM 与苹果公司曾合作推出的命途多?的 Taligent 操作系统就是以 Mach 作为基础的。 乔还指出,Mach 系统的核心也有其开放源代码之处。他不知道我个人对 Mach 系统并没有太多的好感。坦白地说,我觉得那只是一堆废物。那里面有你在设计的时候所能犯下的所有错误,却又试图靠这套本身就不可靠的系统去修补自身的一小部分内部错误。对微内核的反对意见早已有之,所以,很多人才切实地去作研究以使微内核真能运转良好。这些研究便铸成了最终的 Mach 系统。所以,Mach 系统才会变得像现在这样异常复杂。而且,它依旧运转得不那么顺畅。
当 Mach 还只是一项大学内的科研项目的时候,随史蒂夫同来的那位苹果公司的主要技术人员就已热衷于它了。讨论一下他与史蒂夫对此事的看法是件有趣的事情。同时,我们在基本的技术问题上出现了相当大的分歧。我真的不认为搞开放源代码的那帮人或是搞 Linux 的什么人应该涉足于此。当然,我已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让更多的开放源代码的程序开发者来共同构造这一系统,他们已经见到了在开发 Linux 时那四海一家式的创造性动力。但我不认为他们真的看明白了。我想,史蒂夫也许还没有到,Linux 的潜在用户要远较苹果系统为多――尽管他们拥有的是两个不同的用户群。我们见面已经过去三年了,我不认为史蒂夫今天还会有当时那样的渴望。
然后,我解释了我为什么不喜欢 Mach 系统。容易理解的原因是:它运行起来不是那么顺畅。
他们两人以前当然也听到过类似的意见。很显然,我对 Linux 非常坚定,而他们两人对Mach 也是一样。看着他们如何讨论一些技术问题确实是件很有趣的事。我所能看到的一个直接的问题,牵涉了他们在新的操作系统中准备怎样来支持旧的系统。他们想让新系统具有很好的兼容性,这样就能做好旧系统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旧系统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没有内存保护功能,现有的新方案也无法解决这个一直棘手的问题。只有全新的 Mach 系统才可以做到内存保护。这些对我都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在基本看法上就存在分歧。 史蒂夫就是史蒂夫,就算在新闻界都背叛了他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对自己的目标怀有浓厚的兴趣,即便对新系统的市场环节他也津津乐道。我对其技术层面还抱有一些兴趣,对他的总体目标与他的言辞却觉得不对口味。他的主要观点是,如果我想占领桌面操作系统的市场,我就一定要与苹果公司携手合作。 我的回答是:“为什么我要关心这些?为什么我要对苹果公司的故事表现出兴趣?我不觉得苹果公司所做的事情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我一生的目标也不是占领什么面操作系统的市场(的确,虽然我马上就要做到这点了,但这从来就不是我的生活目标)。”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他想当然地认为我会对他的揭底发生兴趣。他大概无法想像这世界上的人竟然如此的不同,以至竟会有人对增加 Mach 系统的市场份额毫无兴趣。 我想,见到我竟对苹果巨大的潜在市场以及对分割微软现有的巨大市场份额毫不关心,他一定是非常吃惊了。但是,我也不能因为他无法进一步了解我有多讨厌 Mach 系统而责怪他。
尽管对他说过的话我几乎完全不同意,我却也有点儿喜欢上他了。 后来,我又遇上了比尔?乔伊(Bill Joy),这是我第一次见他。 说实话,我刚见到他的时候还不知道他是谁。Sun 公司邀请了我和十二位其他致力于开放源代码的同人参加了一个非公开的会议。会议准备在圣荷塞的一家饭店里举行。我去了那里,得知比?乔伊也在。他是 BSD UNIX 幕后的重要人物,后来加入了 Sun 公司,成为他们的首席计算机科学家。在这之前我从没见过他。他一见我便走了过来,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比尔?乔伊,而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我去那儿不是为了见他的,而是为了要看看 Sun 公司对开放源代码的想法,以及他们想怎样加入到这一活动中来。几分钟后,比尔开始向我们解释这一切,并且还展示了他们的操作系统的演示版。 然后,他们开始解释这一系统要如何进行注册。这听上去很吓人,也很愚蠢。基本上,他们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有人想使用他们的操作系统――哪怕是用半商业的方式――该系统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源代码了。我想他们的想法实在白痴,他们的这次自我吹嘘式的邀请弄得我很不高兴。他们的“开放源代码”意味着你只可以读到该系统的源代码,但当你想要对其做出自己的修改或使之成为自己某个系统的一部分时,你就一定要向 Sun 公司申请注册才行。那就是说,如果红帽子公司的什么人想要制作最新版本的 Linux Jini 的红帽子版本的光盘,就先要向 Sun 公司做出 Jini 的许可申请。 我问了几个问题,想看看我理解的是否正确。当证实自己的理解无误之后我便起身了。我很厌烦,我弄清了他们的全部意图,然后说道:“忘了它吧,我可没兴趣。”接着便离开了那里。 我的理解是,他们邀请我到场仅仅是想把他们的意图通知我一下,如果我竟然还感兴趣,他们就会把我的话在新闻媒体上做些断章取义的引用。他们的想法可没起作用,但也许他们能从中学到点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继续把那个会开完了,然后还举行了宴会,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逗留到了最后。
我第二次遇到比尔?乔伊就不像第一次那么尴尬了。大概在一年半之后,他邀请我去吃日本寿司。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来确定见面的时间。比尔的住处和工作地点都在科罗拉多州,每个月要腾出一周时间在硅谷。我们去了富士寿司店,这是全硅谷最好的一家寿司店,味道与旧金山的寿司迥然不同。我们在富士寿司店里其乐融融,因为比尔在试图找齐做寿司的地道原料。在美国的日式饭馆里,有一味寿司原料是从来见不到的,餐馆里一般都用另一种菜来代替它。因为这味菜只在日本本土的溪水里才会生长,而且还很难繁殖。比尔向店员竭力解释这真正原料与代用品的不同,但美国的店员却搞不懂比尔的意思,比尔只好让她去请里面的大厨。这可真让我忍俊不禁。 这次吃饭纯粹是为了社交。比尔的意思是,如果我愿意为 Sun 工作,我只要跟他说一声就行。
但这不是主要的。他回忆起曾做过 BSD UNIX 五年人员的经历,以及他是如何开始欣赏 Sun公司围绕他所做的一切商业行为。他谈到能得到一家像 Sun 公司这样的企业提供的商业性支持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我对他提到的 UNIX 的早期历史大感兴趣,所以,即便是没吃到最正宗的寿司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了。我在想,比尔恐怕是我所遇到的硅谷精英中最和善也最有趣的一位了。
在《连线》(Wired)杂志上有一篇比尔的文章,题为《未来不需要我们》。那篇文章是关于 技术的,言辞既可怕又消极。我也有些被文章感染了。的确,未来是不需要我们,但他对此也不必那么消极呀。
我倒不想反他的文章给撕了。但是我相信,在人类的整个生涯中所能发生的最悲惨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仅仅生存下去却完全没有进步与发展。比尔看上去已经感觉到了基因技术会泯灭我们的人性。但是每个人对非人性的认识是不同的。随着我们继续进化下去,依照今天的标准,一万年后的我们也就不能还叫人类了。我们会成为人类的另外一种形态。 在比尔的文章里,他似乎对此心存恐怕。我倒觉得阻碍进化的进程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当然这样的事也不会发生。如果是找两只狗来配对让它们产下“特定的”后代,我们自然要求助于遗传学。在人类里这样的事情正在不可避免地发生。依我的观点,通过遗传学的优生方法来使人类发生一些良性的改变是件可取的事。但我不知道社会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你不能停止科技的进程,也不能消除人类对宇宙以及自身奥秘的求知欲。比尔之类的人对此担心得太早了些,我以为这些都是自然的进程。 我不同意比尔?乔伊关于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未来的言论,也同样地不同意他对开放源代码的打算。在技术问题上我同史蒂夫也无法达成一致。这听上去好像我在硅谷的这开头几年一直都在反对别人的意见来着,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在译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常带帕特里夏去宠物公司。总的来讲,这些都拓宽了我的视野――比如我还学到了寿司的正宗配方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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