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去硅谷
我要去 Transmeta 公司工作的消息与我们夫妻两个想要孩子的计划在 Linux 社区里引起了大家同样的关注。
当塔芙怀孕的消息在春季泄露出来之后,Linux 用户讨论组里的热心人就试图探听:我会在维护 Linux 与维持家庭之间怎样找到平衡。几个月以后,当大家知道我终于要离开赫尔辛基大学,去加盟位于美国硅谷的 Transmeta 公司的时候,一场世界范围的讨论就由此发生了:我会不会在离开了学术机构、转入了商业公司之后,还保持着当年源代码开放的理念?
要知道,我要加盟的这家公司里有着保罗?艾伦的部分投资,而这位保罗?艾伦可是微软公司的创办人之一。所以,抗议的声音一直不断。有些声称,这一定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企图控制 Linux 的国际阴谋。 我并不是说这些 Linux 支持者的担忧都是杞人忧天。但事实上,无论是 1996 年 12 月帕特里夏的出生(十六个月以后我们又有了丹妮亚拉),还是 1997 年 2 月我开始在 Transmeta 工作,都没有导致 Linux 的衰落。我一直觉得,如果有什么事情对 Linux 产生了负面影响,我是会采取必要措施的。
但我还是战胜了自己。
1996 年春天,就像一个新季节的开始,我修完了硕士学位的必修课程。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彼德?安文的来信。彼德?安文是一位 Linux 社区的成员,就像其他经常登录Linux 讨论组的人一样,他也知道我很快就要毕业了。他曾在 Transmeta 工作过大约一年。他告诉这家公司的老板说,他认为一个芬兰的家伙,这家伙也许会对公司有点儿用处。当他到瑞典看望他母亲的时候也顺道和我接触了一下。他盛赞了 Transmeta 公司,但因为话只是私下讲的,他便很为难地无法告诉我太多内容。无论如何,我在那时能够见到彼德确是一件幸事。
在他回到加利福尼亚之后,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问我什么时候能来。这与我一年前与英特尔联系时的感觉大不相同,当时一位工程师想聘我做他的研究助手,但由于手续难办,我便一直也没有成行。
我想,仅仅是到加利福尼亚的一趟旅行已经是件很让人兴奋的事了。 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工作面试。我还不知道 Transmeta 是做什么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比起找到工作本身,我更关注这次美国之行背后的含义,所以我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面试想过太多。看上去更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家伙想做些什么。这的确是一次相当古怪的面试。
度过了最初的几天之后,我从 Transmeta 的总部返回饭店。在仍没有倒过时差的状态下,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有趣,而且认为 Transmeta 公司的家伙们都是疯子。这家公司不像是个搞计算机的地方。他们没有硬件设备,所有的东西都是由模拟器来完成的。我无法想象他们究竟能做些什么。几天之后,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我在想:也许最后什么都不会有――无论是 Transmeta 的技术革新还是我的这份工作。 我半梦半醒地在床上赖着,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一开始,我满脑子里都是些有关Transmeta 的计划之类,然后便突然幻想自己的庭院里有了一棵棕榈树,过了一会儿又不断思考我在模拟器上见到的一切。这是难忘的一夜,虽然断断续续的,但却毫无焦虑。 到了早晨,我变得有些兴奋起来。 到了第二天结束的时候,我已变得非常兴奋。 在接受 Transmeta 的邀请之前,我曾与许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我在考虑就业问题的消息传出去的时候,我便收到了大量的聘用邀请。在芬兰,邀我加盟的是 Tele 公司,Linux 在他们那里已经得到了一些应用。波士顿的 Digital 公司也发出了邀请(我无意冒犯,但波士顿的冬天比起赫尔辛基来也并不好过)。我与红帽子公司(Red Hat)的一些人也谈过此事,他们也诚邀我加盟,并且许诺了要比 Transmeta 给我的待遇还要好――他们也不知道我与Transmeta 商量的待遇到底有多高,因为我根本就没和 Transmeta 谈过这个问题(当我终于去了 Transmeta 的时候,年薪是美元六位数字)。红帽子还对我许诺了远比 Transmeta 为高的股票期权,但我不愿在任何一家 Linux 公司工作――即便是这家公司恰好坐落于风景宜人的北卡罗来纳州中部(指红帽子公司所在地)。 最后,我在收到了五份聘用邀请后就不再各处应聘了。到这时为止,Transmeta 对我的吸引力最大。我得承认,这好像有点儿古怪。 我接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通知学校我要离开了。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步,意味着我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我们会再有一个孩子,会踏进另一个国家,会离开在赫尔辛基的安安全全的学府生活――但首先我得完成我的论文。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一下子做出这么多变动倒也不坏。但在当时却是近乎疯狂的举动。 对此我没有发出正式的通告(我为什么要做呢?)。但消息还是在互联网上不胫而走。大家便继续讨论起我到底有没有能力在恶俗的商业氛围中固守 Linux 的纯真天地,以及我具不具备给婴儿换尿布的本事。在那时,大家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共识:Linux 只能在某个学生的手中才会出现,而不会是哪个安居乐业的成年人所能做的。所以我想,他们的担心也并非没有道理。
我在一个周末完成了论文,在送塔芙进产房的几分钟前才把它交了上去。四十小时后,塔芙产下了帕特里夏。这是 1996 年的 12 月 5 日。 做一个父亲看来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后面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都在忙着帕特里夏的事,当然也在记挂着那漫长的办理赴美签证的手续。我们以为,如果正式结婚民族委员会地对办理签证有所帮助,所以在一月份我的塔芙去政府部门输了正式的结婚手续。还有三个人参加了这一仪式:塔芙的双亲和我的妈妈(我爸爸在莫斯科)。这是个奇怪的时刻。我们开始收拾行囊准备起程,但还不清楚手续是否真能办得下来。为了与朋友们告别,我们还举办了一次晚会。二十人挤进了我们那狭小的、已经收拾一空的单间公寓,在良好的芬兰晚会的传统中,每个人都烂醉如泥。 我们的签证终于下来了。于是,在 1997 年 2 月 17 日早晨,我们乘上了一架班机飞往旧金山。
我记得当时赫尔辛基的气温是摄氏零下十八度。我还记得塔芙的家人在机场与我们大声告别――他们站得很近。我不刻我的家人是否也来了,他们一定是来了,不过也许没来。 好了,我们终于抵达美国了,带着我们的孩子和两只猫。彼德?安文来接我们,我们租了辆车,直奔圣克拉拉而去,那里我们有一处早在几个月前就选好了的公寓。一切都像超现实的感觉,特别是这里与芬兰相差华氏七十度的气温。 行李在两个月后才到齐。在美国的第一夜我们是睡在一张随身带来的充气床垫上的。第二天我们去买了一张床。在我们的家具齐备之前,帕特里夏一直都睡在她的摇床里。这事很让塔芙烦恼,大卫说这是生命的轮回,他让我想想我刚出生的那三个月,那时我是睡在洗衣筐里的。我们不怎么做饭(现在也不做),也不知道应该到哪儿去吃。我们大部分的饮食问题都是在当地的食品店或是快餐店里解决的。我对塔芙说,一定得找个新地方去吃了。 随着对 Transmeta 公司工作的日渐熟悉,我不再有足够的时候去继续 Linux 的开发了。新工作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而我的业余时间也都消磨在塔芙与帕特里夏的身上。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也没什么钱。我的薪水还算高,但都在这两个月里用在买家具上了。买车也不容易,因为我们还得重新建立起货款消费的信用资历。我们甚至还得想方设法地证明我们是付得起电话费的。
我的电脑正在货轮上极其缓慢地向我接近着。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互联网上稍声匿迹。
我的突然缺席引起了网络世界里许多人的关注。他们在猜测:哦,这小子已经为哪家商业公司工作上了……他们直言不讳地问道:这是不是意味着 Linux 作为一种自由软件已经濒临死亡了? 我解释道:根据我与 Transmeta 的协议,我是可以继续从事 Linux 的开发的。而且,我不想就这么对 Linux 撒手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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