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方向:遗产和预言
当我年轻时,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于是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但是,我的国家似乎也是我无法改变的。
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这是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一则第一人称的墓志铭,剖开一生各个段落的横断面,只闻听无尽的声声感慨。
回顾这一生,你最怀念哪段时光?感到骄傲的事情是什么?有什么遗憾吗?如何总结自己的成功和失败?有哪些心里话最想告诉你的爱人与孩子?
除非为自己构思墓志铭,除非在自传体的写作中,一个人极少有机会自问或者被问到以上的问题。这些回顾往昔、评估生命的提问,被称为“遗产型问题”。
1.提问思想当访谈进入尾声,若江河汇入大海,结语式提问看似顺流而下,实则最易与受访者碰撞出思想的浪奔浪流。
已经年近九旬而且几乎失明的星云大师,依然在世界各地奔走,特别是活跃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舞台上。星云大师之所以在全球华人当中拥有很高的声誉,不仅仅是因为他在佛教界的建树,更是因为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之上,他对于人类心灵的关怀与抚慰。采访这位有大智慧的老人,问题接问题,从生的路上到死的途中,最后一个问题推向了最后的“归宿”。
杨澜:在我过去的印象当中,出家人最高的境界是要解脱生死,要结束轮回,最后成佛,但是您说自己不想成佛作祖,不欲往生天堂,也志不在了脱生死,那您志在何处呢?
星云:我志在来生再做和尚啊,因为我觉得做和尚,可以做很多事,做和尚可以结很多的缘,做和尚可以度诸多众生。假如说成佛,成佛太安闲了吧,太静了,暂时没想到那个,我先把人做好,和尚做好。
此生先做好和尚,来生还要继续做和尚。简单的答案是大师对自己生命的顿悟。我提问中的一个“志”字终究充满了“执”的红尘气息。
但是,恰恰是“志”在必得的提问,才会将遗产式提问进行到底。
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曾连续9年担任新西兰总理。克拉克的爱好中最出名的是登山,对此她可不是随便玩玩,她曾先后于1991年和2001年登上非洲最高的乞力马扎罗山和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峰。而克拉克登上海拔6000多米的阿空加瓜峰时,已经50岁了。
杨澜:即使有时冒着生命危险,您也要爬山,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做?
克拉克:像我这样生活忙碌的人要经历不同的环境,这是很有挑战性的。我总是得考虑如何立足,以及怎样平衡生活。
杨澜:别人怎么会允许您爬山呢?我无法想象,人们会同意国家领导人去登6000米的高山,太危险了。
克拉克:没人能阻止我。因为我是领导,别人无权告诉我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杨澜:您觉得人生像什么?有人把它比作一段旅程,也有人把它比作登山。
克拉克:我的人生哲学中,有两点是确定的:一个是生,另一个是死。问题是,在这两个明确的点之间,你还剩多少时间,你要用这段时间去做什么。因为人生是你自己缔造的,包括你设定的目标,并为之而做的一切。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它一直激励着我。
在访谈的最后阶段,我用连续递进的提问让克拉克完成了关于自己人生哲学的总结和回顾。
设定遗产式提问一定要以受访者的生活嗜好和职业特长等为圆心,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有的放矢的提问,如果只是按照“你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之类的通用套路进行泛泛提问,对方很难做到认真地思考与总结,往往反馈的也是泛泛的回答。以下两个结语式提问中,我也特别注意了这一点。
提问 建筑设计大师 贝聿铭杨澜:回顾自己这一辈子设计过这么多建筑作品,您认为自己是怎样一位设计师?
贝聿铭:很难说,我是比较保守一点的,可是因为问题想得穿,想得透,总有一点好结果的。建筑至少要(存在)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希望一千年。不赶时髦,我不是时髦建筑师。
提问 篮球运动员 科比·布莱恩特(Kobe Bryant)杨澜:你怎么定义你自己的风格,科比风格是什么样的?
科比:我风格的基础是创造性,无限的创造性,我竭尽全力去达到目标。站到球场上的时候,我就想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杨澜:所以你觉得打球就像是艺术?
科比:是的,可以这么说,因为你就是在即兴地创作,感受着比赛的韵律和观众的能量,面对着对方的防守,你要不断地想出新的招数来打败他们,你要让自己融入到比赛中去。
科比无疑具有充沛的创造力。在退役后,他开始写作,制作的电影《亲爱的篮球》获得了2019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2020年1月26日,他和爱女在直升机空难中去世,享年只有41岁。他对“科比风格”的定义,为他的传奇人生留下了宝贵的注脚。
关于遗产性问题,弗兰克·赛斯诺在《提问的力量》一书中指出,它们询问你的成就或者改变,询问你生命的触动。它们与这些元素有关:意义、精神、获得的教训、感激、悔恨、人和目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度过一生时会考虑这些问题,尤其是在临终之际,我们进行评价、回顾往昔、考虑人生的意义以及我们有着怎样的作为。然而,遗产式问题不必完全是可以追溯的。你能用这些问题给现在和未来增添意义。尽早提出这些问题,常常询问这些问题,我们对自己的生命进行评估,检查我们的举止,寻求平衡。[1] 但是,在访谈节目中提出遗产式问题并不只是针对年纪大的嘉宾,年轻的嘉宾同样适用。
提问 小米科技董事长 雷军杨澜:2010年的时候,你曾经说做了一番非常残酷的自我解剖,你发现在你的身上,什么是需要改变的?
雷军:有些人动不动就想改变世界。自己到了40岁的时候,我觉得光有自信和勤奋是远远不够的,更要顺势而为,把握时机,这一点远远超过了战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观念变化。
提问 台湾歌手 王力宏杨澜:如果说当年你是在美国社区里的一个亚洲人,后来又觉得是回到了亚洲的一个美国人,那么现在你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和音乐特色呢?
王力宏:现在就是自己了,就不会像小时候一直寻求认同感,或者是(问自己)我到底是归为哪一种人呢。我觉得在音乐的世界里成长,就真的能够找到自己。
提问 法国电影演员 苏菲·玛索(Sophie Marceau)杨澜:30多年的从影生涯,你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苏菲·玛索:我觉得自己是个老年人,是一头已经在这个世界爬行了300年的老乌龟。也许我天生如此,我喜欢独自一人,独立思考,观察自然,观察昆虫什么的。我需要自己的隐私,我需要找个地方躲起来。
雷军的40岁之前,王力宏的美国成长岁月,苏菲·玛索的30年从影生涯,生命转折段落的关节处都是提问遗产式问题的好契机,以片段回忆的方式回溯提问,是将访谈在高潮中自然推入尾声的最佳方案。
除却按照时间线进行设定,有一种遗产式提问叫作忠告式。这样的提问主要针对的嘉宾是某个领域的权威人士,他以忠告的方式总结和发布自己在思想领域或者学术方面的见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好的校长就是一所学校的精神领袖,他指引着学校,乃至教育发展的方向与潮流。哈佛大学作为世界顶级的著名学府,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专访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Catharine Drew Gilpin Faust)女士时,我将最后一个问题设置为她对未来学生的忠告。
杨澜:你能对中国的年轻人谈谈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学生吗?
什么样的学生是你最欣赏的?
福斯特:我最喜欢的学生应当充满了好奇心,好奇心带领他们去探索世界,他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会让我大吃一惊;他们应当热爱他们所从事的事情。对我而言,这是他们大学生活里最开心的部分。
2.提问梦想回忆的副作用是常常带来懊悔,展望的副作用是容易导致绝望。
这样说有些极端,但也有些道理,所以坊间才会将“你的梦想是什么”比喻成限制级的恐怖问题。
除了回头看,在结束部分我们也可以看看另一个方向,与采访对象一起展望未来。你的梦想是什么?这是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敢问的、看似简单却很有力的问题。也许是我们把它想象得太冒失,也许我们害怕的是答案本身。[2] 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专业财经杂志《福布斯》自称是资本家的工具,在过去的80多年当中,它历久常新。2001年,我走访了它的第三代传人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并且在访谈末尾追问了他对《福布斯》的预言与展望。
杨澜:你已经预言了市场的长期走势,那么对于《福布斯》本身你有何估计,它将永远生存下去吗?在三代人付出巨大努力的基础上,它将如何取得更大的成功?它将如何面对与其他财经杂志的肉搏战?
史蒂夫·福布斯:这就像面包店,你每天都要烤新鲜的面包,你每天都要进步。如果你看看今天那些刊登在《福布斯》杂志上的文章,你会发现它们已不同于5年、10年和20年前的文章。如果一成不变,你会僵化,你会落伍,最终你将失败,你将会失去整个世界。
“压力,肉搏战,失败,僵化”,关于未来的预言,提问者可以将更情绪化的词语设置其中,提问的潜台词其实是这样的:坏的未来最快什么时候到来?好的未来就一定会到来吗?
杨澜:如果有一个假设,借你五百年,你要把这世界上所有的极限挑战自我的事都干一遍吗?
王石:因为生命的长度无法拉长,而在宽度上我觉得可以更丰富多彩。为什么我到哈佛上学?因为我突然感觉到,我二三十年不用的脑袋瓜,突然转动起来,感到像新生的一样,这样的感觉让我的生命一下丰富起来了。
对于自己的人生,万科前任董事长王石曾说:“人生就是抛物线,走到顶点,自然向下滑落,我的人生也在经历这个过程。”从第七大高峰下来,他心中的第八座高峰在哪里呢?就是去国外游学。从企业家、探险家、登山家,再到去哈佛上学、到以色列做研究,王石以自己的方式寻找着灵魂的台阶。面对企业家嘉宾,预言式提问是很对他们胃口的问题,因为他们是一群需要依赖敏锐的嗅觉和前瞻力求生存的群体,也是非常适应各种极限挑战的群体。
杨澜:面临全世界这么多的问题,您有时会觉得悲观吗?您相信我们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美好吗?
潘基文:这个世界仍然面临很多问题。总体而言,我是乐观的。如果你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你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如果真的要让这个世界有所改观,你必须充满希望和乐观的精神。
这是我信奉的,也是我一直在实践着的。
从企业家到联合国秘书长,每个人都有未曾实现的渴望或梦想,不管他处于事业或生活的哪一个阶段。而通过我的预言式提问,也可以让思想与梦想在回答中交集。
在自传《曙光集》前言里,杨振宁这样写道: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
在清华大学访谈杨振宁和翁帆夫妇,我将这个关于思想和梦想的提问放到了最后,它指向两个方向,一个是历史的方向,一个是未来的方向。
杨澜:究竟在您心中,这是一份怎样的憧憬?
杨振宁:第一,我憧憬未来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准;第二,憧憬中国的文化传统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影响世界的文化。这里头未知数还很多,我必须要说,我不是绝对的乐观主义者。
杨澜:翁帆你听到杨先生说这段话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翁帆:就是我会很感动,他会说我可以替他看到天亮。他说:假如将来是这样的话,你不要忘记告诉我一声。有时候我们讲笑话一样地讲这一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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