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前与问后
为了将伤害降至最低,在采访策划阶段,提问者就应该对敏感问题的提问方式和提出时段做出合理设计。
敏感问题的提问应该放置于采访的后半段,不要一开始就极速奔驰,迈入敏感区提问。这样既便于被访者在接受敏感问题之前经过一段心理适应期,做好准备;又能保证先前营造的融洽氛围支撑谈话抵达敏感区域,避免采访因提问敏感问题而中断。
不过,从采访心理的变化过程来说,采访对象若连续地接触敏感性问题,他就会紧张、尴尬,产生抵触情绪。[10] 因此在采访过程中,若非必要,敏感问题的设置既不能过多,也不能全部放置在采访的最后阶段。
有些情感创伤的修复工作,在采访正式开始之前就已经启动。
十年浩劫给王光美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从万人仰慕的国家主席夫人沦为十二年的阶下囚,生离死别、百般羞辱,她都尝了个够。
2001年,采访这位一生大起大落的传奇女性,我知道不免要提起那段家破人亡的痛苦经历,所以在采访前特地对她说:“对不起,可能要引起你那些伤心事。”而她却很快地回答我说:“没关系,你问吧,我受得了。”在采访当天,王光美的胞弟王光英正好来探访,我“抓”住机会请他一起加入访谈。说到“文革”往事,他突然抑制不住泪水,失声痛哭起来,仿佛是个委屈的孩子。此时王光美站起身,走过去抱着弟弟的头,轻声安慰道:“都过去了,你‘沾'我的光也‘沾'得够呛。”我不再插话,让老人的情绪不受干扰地慢慢释放出来。
进入具体提问环节,有些敏感提问需要特别在问题的最前面预先用过渡语进行说明。
1998年,向公开的同性恋者、舞台剧导演林奕华提问艾滋病与同性恋问题,我在问题的最开始就做了铺垫,提示他访谈将要步入敏感区域。
杨澜:那我们现在谈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80年代的中后期,美国艾滋病开始泛滥。对此,大家普遍对同性恋有一种看法,把同性恋和不健康甚至肮脏联系在一起。您觉得应承担这方面的压力吗?
林奕华:我觉得这是一种媒体战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了解艾滋病也是通过媒体的。
在提出问题的时候,有些过渡语表达了提问者对涉足私人领域、可能引起不快的歉意,并且给出了具备说服力的提问原因。
采访作家王小波的遗孀、社会学家李银河,我在直接询问这对特立独行的夫妇为何选择不要孩子后,对触碰个人话题表示了歉意,并且给出了解释。
杨澜:你们为什么决定不要孩子?对不起,这个话题太个人化了。在你们这个年纪想到不要孩子,两个人自由自在地过日子的人,还不算太多。
李银河:我们婚前就说好不要孩子的,我们可能是第一拨做这种选择的人。
2010年5月,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中国成功举行。时任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的华裔身份既拉近了与中国人的距离,又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时候展现出特有的疏离。对话骆家辉之前,在提问开始我就给出了“私人问题”的提示。
杨澜:下一个问题是个私人问题,希望不会冒犯您。作为一位华裔美国人的后代,当您和中国谈判的时候,您觉得这种身份是否会影响到您的谈判能力?
骆家辉:不,根本不会。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如果提出的问题遭到对方拒绝,还可以在后续提问中进行解释和说明。若是补救得当,有时还会有意外的收获。
2006年,我采访了歌手莎拉·布莱曼(Sarah Brightman)。因参演音乐剧《猫》,她结识了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韦伯(Andrew LloydWebber)并坠入爱河。然而,在婚姻持续了6年之后,他们回归了朋友关系。在我提到她在离婚之后仍然主演前夫的音乐剧,试图了解韦伯对她的影响时,莎拉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拒谈婚姻隐私。
杨澜:事实上正如你所说的,如果一段浪漫史一直都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对身处其中的当事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注意到,在你们离婚一个月之后,你仍然主演了韦伯的《爱情面面观》。
莎拉:我不太想谈这个问题,离婚也好,婚姻也好,都是个人隐私,与他人无关。
意识到她对于个人婚姻隐私的特别保护,我进一步说明我并非打探隐私,而是想要知道韦伯对她职业生涯的影响。莎拉在了解到我并非恶意窥探隐私后,欣然谈起了韦伯的鼓励和从业原则如何影响了她的歌唱事业。
杨澜:我其实并不想了解你们当时的关系,只是想知道韦伯对你的影响,对你职业生涯的影响,甚至到今天回想起来,他的影响有多重要?他怎样影响和塑造了你的职业生涯?
莎拉:我想,比如说,和他在一起时我还很年轻。他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要有勇气,要相信自己。你知道,如果你全身心地投入到你所从事的事业中,执着地热爱它,你就会不断超越梦想。我想这也是他对待事业的原则,他总是极富创造力,总是抱有冲破现实的理想,这就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
提出敏感问题后,提问者需要将被访者(还有自己)从高涨的智力或情绪水平上缓和下来,但不要损失讨论的开放性,也不要排除以后继续讨论的可能。[11] 这一阶段的情感修复,可以通过赞美、穿插缓和问题等方式来完成。
作家白先勇不但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孽子》中毫不避忌地描写同性恋,还曾公开表示过自己是同性恋者。2004年,在访谈中,当他谈及自己的父亲时,我借此提出了有关性倾向的问题。
杨澜:白先生,我问的问题可能比较唐突,但我非常好奇,因为您到中年以后,您是比较坦诚地公开自己的性倾向,我想知道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跟父亲交流过这方面的想法,他那样传统的父亲能够接受儿子这样吗?
白先勇:我想我父亲是个非常开明的人,其实他对儿女的前途、感情生活不会去干涉,他会谅解,会了解。
当我已经得到想要的答案,并没有继续提出刺激性的问题,继而又将话题转至其父母对他的积极影响,使整个谈话的节奏舒缓下来。
杨澜:在那封信中,你的父亲是一位英雄,母亲也颇有巾帼豪杰的气概,当年也是率领80多口人闯封锁线,自己到前线去找丈夫。您觉得您一生当中做的有勇气的事情是什么?
白先勇:是写作。
杨澜:写作需要勇气吗?
白先勇:要。因为我觉得写作要由你自己孤独地一条轨迹走下去,没有人帮助你,不知道自己的成败,也不知道前面的险状。这都需要勇气。
功夫巨星成龙曾与艺人吴绮莉产生婚外情,1999年,吴绮莉向媒体承认自己怀有“小龙女”之后,这个新闻马上轰动了全香港。成龙因此遭遇媒体的围追堵截,公众形象严重受损。而他的妻子,昔日台湾金马奖影后林凤娇,在因婚姻放弃演艺事业,默默为家庭奉献20多年之后,用宽容谅解的胸怀消除了他多年的戒心。
杨澜:我一直有一件事情,对你蛮有看法的,就是你说“小龙女”事件以后,你跟林凤娇通了很长的电话,然后她不仅说仍然支持你,而且还让你去照顾别人,所以你很感动,说你消除了对她的戒心。这就是说你对自己的太太一直有戒心?
成龙:我看到我几个朋友……你可以想象老公一回来整个家没有了吗?沙发都没有,空空的。
杨澜:其实你对女人一直都是蛮有戒心的,对吗?
成龙:对我老婆有戒心,我没有给她一分一毛,每个月就是家用,所有钱我自己抓住。但我想不到她是这种语气,平心淡气地说:不要伤害到人,不要伤害到我们,你先解决你的事情,我知道你很烦,你千万要去解决,好不好?不要管我们。
到这里,触及敏感话题“小龙女”、询问私人感情的提问已经收到了诚意的回复。没想到他主动向我透露了额外的一件个人隐私——重立遗嘱事件。
杨澜:有这样的妻子,你真的怎么这么好福气呢?
成龙:那个时候就去写遗嘱。对,所有的一半,另外的全部给她。现在我跟以前不同,我不是以前的成龙,经一事长一智,在我的人生路途之中会不断地犯错误,不断去改进。
的修复,重点并非工作的技术性,而是提问者应该具有的体谅他人的悲悯之心。
正如世间的问题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各自的仓皇与狼狈,在提问中比掌握话语策略更重要的是保持一颗敏感又柔软的心。即便是以婉语方式成功完成了敏感提问,触及的也还是他人的敏感区域,优秀的提问者一定不会忘记以积极的修复和弥补去回馈被访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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