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相反)组合
杜维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2002年我在哈佛大学采访他时,他正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的主任。
杨澜:您说过,儒家学说里边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过来——“吾所欲”就要“施于人”——便不一定正确,而且会经常造成一些麻烦。
杜维明: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那句话反过来——“Do to others what you want others do to you.”(己所欲,施于人)——正是基督教的金科玉律。一个人会想:“假如我信教,便得到上帝的恩宠,便有责任把这个信息传出去。”
杨澜:但他有时候会遭遇一种困境:适合自己的并不一定适合另外一个人……杜维明:对。神学家孔汉思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认为儒家的两个原则应该成为将来人类文明对话的最基本的价值认同前提。一个原则是恕道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的价值观再好,我不一定要强加于人,这样对话才有可能。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仁道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能够站起来,我要帮其他人,我要能够成功,其他人也能成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所欲,施于人”,提问中两种相似观点的类比,使得儒家跟基督教的教义内核在双方的碰撞中展开,更凸显了交流中的思辨色彩。
如果说我与杜维明的对话呈现了两种文明的碰撞,那么武侠小说家金庸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在我的访谈中展开了一场没有会面的思想交锋。
杨澜:我最近读到黄仁宇先生写的《中国大历史》这本书,其中提到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是靠表面的忠孝仁义这些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要求人们利他、克己,但是却没有一个数字化的管理,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制度。您是不是跟他有相同的看法?
金庸:他这本书写得好,但基本精神我不同意,他是从资本主义观点来下结论的。他说的数字化就是一切都要用钱来计算,我的观点则应该是以法律来计算,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量化,什么都用钱。
1990年,吴作栋从李光耀手中接棒,成为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在他13年多的执政生涯中,曾经两次连任。
杨澜:简而言之,你觉得你的领导方式与李光耀有什么不同?我们知道,李先生以前和现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有权威的政治人物,你则是更平易近人,是一种折中的探索式的领导方式。所以,当你最初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时候,有没有感到不自在呢?
吴作栋:我做总理已经有13年了,如果我对自己的方式感到不自在的话,我现在会显得十分沮丧,而且很早就会辞职的。我在就职宣誓中就说过,李光耀先生有一双很大的鞋子,13码,而我鞋子的尺寸只有9码,所以我更适合穿自己的鞋子走路。
当吴作栋第一次就任总理时,一些分析家评论他只是个过渡总理,甚至是一个“暖席人”。我的提问将他与资深领导者李光耀进行类比,吴作栋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他作为领导者的睿智,既有对自身领导风格的认知,又有对领导者共同宿命的认知。
吴作栋:我自认为是一个过渡者,一个“暖席人”,因为我知道,领导人总有一天会把他的位置让出来,他自动退位,不会一直等到死的,所以如果你不是待在位子上一直到死,那么你就是个“暖席人”。
杨澜:所以,每个人都是“暖席人”。
与不同体系的观点类比,为认识对方的观点设置了更好的参照系。与执笔从政的龙应台对话,我在提问中纵向地将“文化局局长龙应台”与“作家龙应台”对比,也横向地拿她与搅局式参政的顽童作家李敖比照。在横纵对比中,问答间呈现了一个立体可感的文人政客。
散落的棋子进入身不由己的权力磁场,龙应台不仅要适应角色的转换、抵御权力的腐蚀,还要从个人主义式的写作中脱离出来,适应庞大组织中的合作。
杨澜:那么,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在性格上有缺陷或者遗憾,就是说你过去在文化上是单打独斗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愁”,但现在要深入到一个机构当中,跟很多人一起工作,而且你是个组织者的时候,情况是否不一样?
龙应台:我觉得对于我自己的缺点,你可能是一语中的。作为一个作家,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个人主义者,像卡夫卡说的,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巨大的黑洞,里头有一盏小小的灯,然后有一沓纸和一支笔就够了,他是完全的个人主义者。那么现在要在庞大的组织中做事,那真的是,你可以用卡通片来表达这个令人错愕的状态。
“一语中的”并非无迹可寻,从外部引导进来的材料,如果是对方经历里既有的东西,对方就会产生“你是了解我的”的感觉。[8] 察觉到被充分理解,被访者将会悦纳提问,更加投入访谈,在回答中提供更多诸如“卡夫卡的黑洞”和“卡通片”等生动而具体的有效信息。
类比,不仅是自己与自己的对比,还有自己与他人的类比。担任台北文化局局长,龙应台带着沉重的责任感,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活儿都扛在肩上。对自己的忙碌,她笑骂:“一天工作15个小时,你活该!”与玩世不恭的李敖类比,更显龙应台的辛苦。
杨澜:中国的文人一直都有从政的传统,但是不同的人性格不同,所以方式也会不同。在竞选期间,李敖也作为新党的代表参加了,他好像完全是一种搅局的顽童式的心态,而你就是做得很认真很苦的那种。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差别?
龙应台:有的,他比我快乐多了。人的性格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呈现吧。我想李敖绝对不可能像我这么认真地做事,那我又不能像李敖那么玩世不恭地快乐。
杨澜:你是不是偷偷地也有点羡慕?
龙应台:这无法羡慕。青蛙与蜻蜓彼此也无从羡慕。
是啊,“青蛙与蜻蜓彼此也无从羡慕”,但是他们却可以在对比中找到自己明确的定位。
正是在这样的相似与相反类比中,经由提问者特意设置的问题,受访者个人经历和思想发展的脉络得到重新梳理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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