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和第三方
从网页到纸媒,今天仍是一个“据说”遍布的时代。
据说,转发这条锦鲤的人都脱单了!
据说Ta是××地最美……看了这篇文章,据说99%的人都会……打开新闻门户网站,在搜索栏键入“据说”,跳出来的新闻多得仿佛“下一页”永远没有尽头。信息驳杂、引用嵌套、转载洗稿,大数据时代的我们深陷信息旋涡。在这个“评论者太多,核实者太少”的时代,当提问者也在引用来源不明的“据说”,真不知道我们在根据什么来说?
聊天中的“据说”可以姑且听之,在专业采访中,笼统的“据说”式表述很有可能将提问者置于尴尬的境况。
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诸多学派的新时代领军人物——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来到中国访问,其间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的采访。
“一位印度女学者在中山大学演讲的时候,介绍了印度社会至今存在的对妇女的种种不公待遇,像你这样以学术为职业,并且以贱民研究为主要方向的女学者,在印度遭到的不理解和不公待遇是不是更多?”这位记者借用“一位印度女学者”的演讲内容向斯皮瓦克提问。
但她没有预料到,斯皮瓦克的第一反应是:“你说的这位学者叫什么名字?她的研究领域是什么?”
研究者拗口的名字和相关研究信息在采访前只留下了匆匆的印象,面对女学者严谨有加的提问,这位记者显然被采访对象的问题杀了个措手不及,只在心中连呼“汗”字。
斯皮瓦克随即直言:“类似这样的问题,用我老师的话说,叫道听途说(hearsay)的知识,你没有读过解构主义的著作,就拿别人的观点来问我。”
“道听途说”这一评价对这位记者来说也许过分了些。除非只负责专门领域,每一位记者都会涉足多个领域的采访,不可能确保自己成为每个领域的专家。但是,对于一位职业记者来说,在采访准备阶段,一定要做好引用资料的溯源与考证工作,这当然是艰辛的。不过,在你放弃溯源与考证之前,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你在采访作家莫言时,一本正经地引用他已经在社交平台上自行打假过的假名言,场面将会是何等的尴尬!
在采访建筑大师贝聿铭之前,我读过一本在中国市场上流传比较广的中译本《贝聿铭传》。但是,贝老告诉我,这位作者并没有采访过他本人,所写的内容大多从报刊中摘编而成。他摇摇头说:“这些记者,他们采访不到你也能写那么厚一本,绘声绘色的,真让人没办法。”我本还打算请他在这本书上签字,留作纪念。这样一听,只好作罢。
做人物访谈,传记类文献是最常查阅的资料,即便是同一个人撰写的传记,他传仍然存在着授权和未授权的区别。如何做出最优选择呢?我的首选是自传。如果有多本他传,一定要查阅他传作者的相关学术研究背景;如果是传主亲自授权过的最好。未经授权、作者的身份信息又语焉不详的传记,最好不要作为参考文献使用。
“事实核查员”(Fact Checker)是中国杂志通常没有的职位,《时代周刊》杂志时任总编辑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曾结合具体的例子阐述了“事实核查”的重要性:“我们杂志的报道都要经过‘事实核查',我们有27个人负责这项工作,他们不仅仅要核实某个报道是否客观真实,譬如,一篇报道讲到‘华盛顿特区是美国的首都',那么这一点在上下文都得有证明。在更高的层次,你得证明一个报道在大层面上符合真理。让我想一个‘符合真理'的例子——如果你说‘华盛顿特区是美国的首都,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那么我们就得去掉‘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部分,这就是所谓‘你得证明一个报道在大层面上符合真理'。这项工作既是编辑,也是核查。” [2] 这样严格的核实程序在业界并非罕事,诸如《60分钟》这样的节目有能力聘用专职人员专门检查并确保访问中的引语都是准确公正的。[3] 2003年,我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采访了时任瑞典外交部部长安娜·林德(Anna Lindh)。在世界上女性参政比例最高的北欧地区,瑞典的女性议员占比40%。当时在任的22位瑞典内阁部长中,有10位是女性,而安娜·林德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
杨澜:您是否熟悉弗兰西斯·福山这个名字?他是美国的一位公共政策方面的教授,他在一篇题为《女性和世界政治的发展》的著述中指出:因为女性与生俱来不那么好斗,所以如果更多的女性参与到世界政治中来,特别是能成为领导人的话,这个世界将更加和平。您同意他的观点吗?
安娜·林德:我并不确定女性是否更爱好和平,或者世界会因此而更加和平,但我认为,说女性生来比男性更和平是非常危险的。
在提问中向受访者精确提供引文信息,不仅可以促使提问者认真地做好案头查阅工作,提前理清问题与观点之间的逻辑,而且还可以通过这个行为,给予受访者心理上的提示,促使对方在态度上更加重视这个问题。
正是借福山“女性参政促进世界和平”的观点,获取了安娜与之形成有趣反差的观点“说女性生来比男性更和平是非常危险的”,观众也从问答中进一步明晰了这位北欧女性领导人的政治主张。
在提问中引用文献,从源头上控制好信息来源尤为关键。我的具体引用方法是:
1.引用第一手信息,而不是二手信息。
提问者应该对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专家(他涉足相关事件并拥有第一手资料)比持有第二手资料的专家更有信心。比如,《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都是第二手的资料来源;而研究型期刊,如《美国医学协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JAMA),则是第一手资料来源。[4] 通过这一轮筛选,提问者应当确定自己将要引用的是某一领域可信度较高的专业信息。
2.引用被访人物的相关专业论文。
被访者的相关专业论文分两类,一类是被访者本人发表的论文,一类是研究被访者的相关论文。
只要对方有正式的学位,即使是阅览关键词和重要片段,也一定要去查阅他的硕士和博士论文。2004年,当经济学家张维迎谈起“好多人不理解我,有一点,就是我写的文章证明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因为在采访前认真搜寻和阅读了被访者的专业论文,我当即反应过来这个观点正是来自他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要保证引用的精确,引用第三方并不是唯一的方式。被访者,特别是专业人士,往往是一个领域的翘楚,他们以往的言论、著作等十分丰富,是引文的重要来源,而引用对方的言论和观点更容易引发双方的认知互动。在采访前做好精确充实的准备,提问者就能够在提问时信手拈来。
法里德·扎卡里亚:由你发起的巴黎和平论坛是出于对稳定世界的支柱不再稳定的担忧。你也说过你不想成为这一代忘记过去的梦游者的一员。我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忘记了过去,忘记了对欧洲的承诺?
马克龙:听着,我是不会那样说的。我认为和平总是非常脆弱的,这毋庸置疑。这也正是为什么我觉得发起这个和平论坛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最近,11月11日,一战结束的纪念日,我尤其迫切地想做成这事。因为也许我们是赢得了一战,但同时我们却失去了和平。
像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在著作《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The Sleepwalkers:How EuropeWent to War in 1914)中写到的那样,“1914年的政治家们正跌跌撞撞地闯进一场可怕的世界大战,却从未意识到他们孤立的、渐进的决策和不决策所造成的危险之大”。在早些时候对欧洲议会的演说中,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说,“我不想成为一代已经忘记自己过去的梦游者中的一员”。2018年11月11日,法里德·扎卡里亚对马克龙的采访中,直接将马克龙关于“梦游者”的说辞引用于提问中,由此引发了马克龙以“巴黎和平论坛”倡导者的身份对于“和平”观的全新阐述。
1999年,旅居德国的作家龙应台接受台北市长马英九的邀请,出任台北市的首任文化局局长。在2001年,我在提问时引述了龙应台自己的文章,想要了解这位权力的批判者在当上掌权者之后,又有着怎样的新规划:
“你的文章里曾经说过,你40岁以后发现了历史,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或者是简单的批判,而是把事情放在一个更大的坐标系里面,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觉得现在在任上所做的工作,还有台北市它这个文化特质,在一个大的坐标系里是什么呢?”
“这问题实在很好。”龙应台显然被激起了更强烈的谈话兴趣,“我看有两个坐标,一个是纵的,一个是横的。纵的坐标我会想到你刚刚提到的像康有为,一拨一拨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其实是投入公共事务的争取,然后看到的是一拨一拨的失败。那么我自己在做的事情会让我想到,这其实就是胡适在二〇、三〇年代所说的‘好人要进入政府'那个概念的延续,所以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文人的传统,而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资格,不要直接介入政治,又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观点——这是纵向坐标勾勒出的龙应台的入世情怀。而横向坐标则更显示了她的视野:“那么横的坐标呢,在我现在所有施政的蓝图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将来十年、二十年的华文发展版图,包括台北、香港、广州、深圳、上海、北京、西安的这样一个版图。我在思考的是,在这样一个华文的文化发展版图里头,台北市希望发挥什么作用。”
恰当的引用,加以延伸,提出更深层的问题,往往能够调动谈话的兴致,并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
1996年,游泳运动员蒋丞稷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不断突破亚洲男子泳坛纪录,却只获得了50米自由泳和100米蝶泳的两个第四名,令无数人扼腕叹息。白岩松为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采访这位惜败的战将时,连续两次引用了蒋丞稷的亮眼言论,引领观众走近了这位运动员顽强拼搏背后的精神世界。
白岩松:在你取得两个第四名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你说,可能两个第四这种缺憾也是一种美,你是怎么理解这种美的?
蒋丞稷:其实我觉得这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已经成为事实,我只能说通过下一次的努力,我做得更完美一点。我感觉是,上天留了一点点缺陷给你,让你有这个机会再去创造,再去努力,所以说,我认为这也是一种美。因为你有了一个目标了。
白岩松:但是面对这14年的游泳生涯,你也说,你恨了14年游泳?
蒋丞稷:确实,这个项目我怨了14年,我从跳入游泳池开始,我没有喜欢过。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告诉我一句话,“不管你做任何事情,尽你的能力做好它,就算做不好,但你尽过力了,这是一个人应有的做人品德”,我记住了这句话。所以说,我做了14年,我也争取把它做好。
利用被访者的观点提问,既是求证,又是激发。在这个过程中,提问者和被访者将会实现有效的观点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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