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
探究假设式提问所适用和通用的采访人群,无论是对艺术家灵魂世界的触及,还是对科学家和运动员专业界限的突破,假设式提问潜在的能量与它潜在的挑战性甚至是破坏性相伴而行。假设性提问要注意语义清晰。比如,芭芭拉·沃尔特斯在采访演员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时问道:“如果你是一棵树,你想成为哪种树?”这个提问曾引起广泛吐槽。不过,回头来看,是赫本先说“有时我真想成为一棵树……”,芭芭拉才这样追问,也无可厚非啊。
所以,在此有必要提示采访者,在采访某些特定的人群时,对于假设式提问的使用需采取谨慎的态度。关涉政治或经济领域敏感话题时,有些采访对象因为不愿“落入陷阱”,落下口实,而会明确拒绝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提问 美国前财长 保尔森(Henry Paulson)杨澜:如果你是中国的财政部部长的话,你还会增持美国国债吗?你会担心这个“量化宽松”政策吗?
保尔森:首先我想说,我不是中国的财政部部长。这一决定应该由各国自己做出。
我的提问所指向的事实是: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会造成美元贬值,实际上是利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的地位,输出了金融危机。面对与国家利益相关的敏感事实,保尔森当然不能“落入陷阱”。
提问 奥委会前主席 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
杨澜:我一直在想一个事情,如果当时北京和悉尼打了个平手,而您必须在二者间做出最后的抉择——如果是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投票呢?
萨马兰奇: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你必须做到公平公正。此前从未出现过票数相等的情况,如果出现了我想会重新投一次。
杨澜:但是如果又平了,那该怎么办?
萨马兰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会召开执委会会议,这是规矩。我必须决定国际奥委会到底投给谁,这是我们的政策。
连续的假设式提问,对于沉浸其中的提问者而言,如同放置眼前的一杯可乐,即刻痛饮即可过瘾。但对于冷静而谨慎的决策人和领导者,他的思维模式往往自动切入特定搜索:这杯可乐来自哪里?是谁想让我喝下这杯可乐?一方是浪漫主义者,一方是现实主义者,当双方的思维游戏不在同一个界面,双方的推进方向存在轨道偏差,提问者和回答者不太可能以假设提问的方式在一起共启议题。
杨澜:如果要是输了呢?
马英九:啊?
杨澜:如果要是输了呢?这一次,你觉得你输得起吗?
马英九:杨小姐,我们竞选的人从来不想会输的。
杨澜:不,我觉得没有人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如果输了会怎么样?
马英九:其实我没有人跟有人的时候想的都一样的,因为我想我会赢。
2002年,在台北,我采访了正在谋求连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作为2004年“大选”的一个前哨战,我见到的马英九仿佛一个疲惫的选手,在政治选举的长跑比赛中陷入“我想赢,但又没资源可拼”的尴尬境地。遭遇我的假设式提问,让一向爱惜政治羽毛和公众形象的小马哥明显有些抵触。
如同马英九的一个“啊”字,假设式问题是突破双方讨论极限的革命性办法,你可以用这类问题检验对方的战略、探测对方的底线。面对一个观点与自己相左又比较固执己见的对象,可能正面提问和旁敲侧击都不能起到任何作用,那么试着用假设性的问题,可能会帮你打开缺口,获得意想不到的答案。虽然最终他没有松口,但让观众看到了政治人物无论内心怎么想,嘴巴都会很“硬”的特点。
采访政治或相关领域的决策者或领导人,假设式提问如同双刃剑,对提问者和受访者都存有潜在的风险,如同本章开头提及的法拉奇与基辛格,双方的交流局面在假设式提问的冲击下几乎濒于崩溃。
以假设式提问采访政治人物,虽然存在风险,但是“假设”所具有的特殊张力也会给双方之间的沟通带来“较量”的刺激感。
CNN主持人克里斯蒂安·阿曼普(Christiane Amanpour)以犀利的提问而著称,采访政治人物,假设式提问是她常常用于“提炼”对方观点的提问方法。
阿曼普:所以,如果你还是首相,或者是美国总统,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真的很令人身心衰弱,而且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都在哀叹这个事实。
特朗普政府在推行民粹主义倾向政策的过程中,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担心他们的民主正在走向衰败,担心他们可能在进入一种强人独裁专制的状态。2018年5月,就这个态势和话题,阿曼普采访了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Anthony Blair)。
布莱尔:是的,他们确实这样担心。而且我认为应对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如果我现在在任,正如我所说的,你得试着建立沟通桥梁,非常开放地沟通。如果你是左派,就要理解是什么让人们对左派这么愤怒。如果你是右派,就要意识到是什么让持激进政治态度的人们感到焦虑。
不是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对假设式提问保持拒绝的姿态,面对阿曼普的提问,布莱尔在回答中同样设置了“假设”,分别从“左派民粹主义”和“右派民粹主义”的视角给予了有机应对,显示了一位资深政治家的智慧。
只有假设才能推翻假设。提问政治人物时,面对深谙此道的受访者,提问者要获得有价值的信息,需要将假设式提问设计得更加精密。2019年4月,法里德·扎卡里亚采访了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假设式提问中他不仅引入了现任总统特朗普的观点,也引入了自己的观点。
法里德·扎卡里亚:特朗普总统说,在与沙特阿拉伯打交道时,别人不能在贾迈勒·卡舒吉谋杀案上面做得比他更多,因为沙特阿拉伯到底是世界石油的“中央银行家”。唐纳德·特朗普说,如果你把沙特阿拉伯逼得太紧,油价会升至每桶150美元,我们就会陷入经济衰退。如果你今天要在国务院对卡舒吉谋杀案做出反应,你会怎么做?
希拉里:不幸的是,现在问这个有点晚了,不是吗?如果是在这次残忍的谋杀发生后不久,我认为没有人怀疑谋杀来自沙特政府最高层,美国就应当给予一个更强有力的反应。当然,你知道,我们不能单方面改变沙特政府。那超过了我们的能力范围。
面对法里德·扎卡里亚的假设式提问,希拉里的回答同样精密,她先是以反问“不是吗?”主动出击,之后迅速将“如果”这个假设置入自己的回答中。
虽然我们依据人群的专业特质界定了假设式提问的应用范围,但无论是艺术家、科学家、专业分子、政治家,或者更具跨界色彩的受访嘉宾,提问者更应该从个体的特性考量,并在具体的访谈实践中变通使用,才会达成一段实质性的交流。
杨澜:我想,虽然全世界的媒体给你们夫妻如此多的关注,但是同时它们每时每刻也在侵犯你们的隐私,甚至是打扰了你们孩子的生活。如果你可以对媒体一吐为快的话,你想说些什么?
贝克汉姆:没有什么,因为我从不抱怨自己所处的现状。
2013年,我采访了38岁的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四个孩子的父亲,体育和时尚领域的超级跨界偶像。面对他英国绅士一般的谨慎和保守,我的提问以假设式提问+质疑式提问(在第八篇会进行详细探讨)的组合方式继续推进。
杨澜:如果你有机会重新书写历史的话,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遗憾的、想重新来过的事?
贝克汉姆: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事。
杨澜:没有吗?
贝克汉姆:我没有遗憾。当然,回顾那段时光,我会觉得如果它没有发生就好了。但是正如我所说的,回首往事,我觉得如果它没有发生,或许我就不会成为那样的球员了,也许就不能去实现自己想要的成功,或是成就自我了。
哈,贝克汉姆的回答不算出彩,但是面对“危险”的假设式提问,贝克汉姆和政治家们一起证明了关于假设世界的精彩观点:只有假设才能推翻假设。假设式提问终于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完成了它的使命。
2016年,为制作《探寻人工智能》第一季,我在美国采访了主演过多部人工智能题材电影的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先生,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有机会问上帝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他沉思片刻,狡黠地回答说:“我会问:‘我能不能再多问一个问题?'哈哈。”
我脑补了一下上帝捂脸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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