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之“识”
在建立双方共识的交流进程中,与提问者之“识”形成对应的是受访者之“识”。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从“研究受访者”的角度观察了提问者与受访者的互动。而在这里,我们偏重从促进双方实现共情,乃至达成共识的视角进行阐述。
弗兰克·赛斯诺,主持人背景出身,拥有40多年的全球访谈经验,目前在华盛顿大学教授“采访的艺术”这门课,在其著作《提问的力量》中,他特别总结了用提问建立共情关系的“另一个视角”:
试新鞋。同理心包括从他人的视角看问题。他在想什么?他感觉如何?如果你转换视角,站在他的角度,你会看到什么?
留下回旋余地。首先提大的宽泛性问题,让人们开口讲话。邀请他们进入他们感到最舒适、最熟悉的领域。
聆听言外之意。你的问题越深入,你就越需要注意聆听线索、语气和心情。停顿和犹豫也有隐含意味。同样的还有肢体语言、面部表情和眼神交流。
建立亲密的距离。表达同情和兴趣。不过保持足够的距离与客观,这样,你就不会做出评判,能提出客观的问题或建议。 [18] 从大而宽泛的问题入手,无疑是展开访谈的正确姿势,但是在专业的电视访谈节目中并不常见,因为它不具备一个刺激性问题的“张力”。作为专业的媒体人,一个“精彩”问题的标准中一定或多或少含有“表演”的成分。当提问者将注意力只聚焦于问题是否“漂亮”,形式上的偏颇就非常容易将“大而宽泛”的提问提前淘汰。
倒是在传记作家的访谈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从容而优雅的提问,并得以在聆听中慢慢领悟的高妙。
埃里克·拉克斯:你经常读诗歌吗?
伍迪·艾伦:我一直喜欢诗歌,但我对它了解得越多,就越发觉叶芝的伟大,就越能欣赏他。我觉得如果我受到过更好的教育就是写诗,因为一个喜剧作家会有些诗歌的底子。你也要考虑语言的微妙性,它的乐感和韵律。俏皮话少了一个音节就能毁了整个笑点。这些全靠感觉。笑话也好,俏皮话也好,有些很精微的东西,和你在诗歌中做的一样。依仗着词语的和谐,用非常简练的方式去表达思想和感情,这些都是不自觉做到的。比如你说,“我不怕死,只要到时候我不在场就行”。这种简练语言的方式表达出的东西是多一个词不行,少一个词也不行的。也许试一试,我也能找到更好的说法去表达我的想法。[19] 如同伍迪·艾伦(Woody Allen)对于诗歌创作与电影写作关系的漫长阐述,为了写作《伍迪·艾伦传》,自1971年至2009年,传记作家埃里克·拉克斯(Eric Lax)同样对伍迪·艾伦进行了漫长的采访:
38年过去了,我们俩的访谈大概成了全纽约最古老、持续时间最长、最具流动性的访谈。我们在电影布景里聊过,在他的放映和剪辑室里聊过,还有用作更衣室的拖车和汽车,麦迪逊广场花园和曼哈顿的人行道,巴黎、新奥尔良和伦敦,以及他前后好几个家都曾是我们聊天的场所。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的回答段落清晰,有条有理——富有思想,坦率,自谦,常常充满智慧,有时让人捧腹,虽然我一次也没见过他刻意搞笑。[20] 与其说是访谈,不如说是伍迪·艾伦对一位老友的诉说,长达38年的共情,让读者在伍迪·艾伦的口述中见证了一位艺术家的进化过程。
“很多年之后,我忘记了答案,却记住了你的问题。”无法记起这是来自哪部电影的一句台词。从事人物访谈的时间跨度,让我有机会以采访者、提问者的视角见证一些人的成长与蜕变。
从漂洋过海的小巨人,到购买大鲨鱼的姚老板,再到中国篮协的姚主席。14年间,我曾经四次访谈姚明。
在2002年NBA选秀大会上,姚明当选状元秀,他也是第一个没有在美国上过学而获得状元秀的外籍球员,当他签约休斯顿火箭队,即将进入篮球界最为激烈的角斗场前夕,我采访了他。
杨澜:跟休斯顿签约,3年是多少酬劳?
姚明:还没正式签,但是合同已经过来了。好像是1200多万,1300万吧。
杨澜:这笔钱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姚明:成为一种商品的话,对我个人感受来说,不是太好接受的一种感觉吧。
面对我“经济基础”方式的提问,24岁的姚明有些不适应。他并不讳言自己是去美国“出卖球技”,谈及超级巨星乔丹,他直言并非自己的职业目标。
杨澜:那更切实的一个目标是谁呢?
姚明:就是国家队,你要知道对一个中国篮球运动员来说,进国家队真的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这个回答让我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赛场看到了一个为国家荣耀拼出血性的大哥姚明。
杨澜:主场的那种气氛对于你们的情绪有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姚明:对,这是我们的地盘。你可以感觉到那些观众的跺脚、鼓掌和叫喊的声音通过空气、通过地板直接传到你的身体里面,你感觉这些能量直接转化为你的力量。
六年NBA生涯历练,球场内外的姚明最大的变化之一在于自己表达力的提升,告别中国式的内敛,释放出自己的话语权和自信心,小巨人呈现出巨星风范。2009年,他还做了一件轰动中国篮球界的事:
收购上海篮球队,做起了老板。
2010年,再见到姚明,他的行头从轻松的运动装换成了西装革履。比起做运动员,做老板的他必须面对更为复杂的人事关系。他换教练,进外援,改合同,没想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麻烦。
杨澜:中国人一直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跟李秋平教练续约的问题上,是不是觉得更加为难?
姚明:我说不出哪个更难,但是都非常难。
杨澜:难到什么程度呢?
姚明:难到难以启齿。
2015年,再见到姚明,是在吉隆坡,他作为北京申冬奥陈述人之一接受了我的采访,此时的他已经是集父亲和企业家角色为一体的公众人物姚明。
杨澜:我上一次给你做专访是在五年前,回顾一下这五年,你觉得你个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姚明:体重。
我们继而哈哈大笑。
玩笑归玩笑,但比体重更重的使命继续在考验着他。就在这次采访间隙,他向我透露了更高的职业愿景:参与中国篮球职业联赛改革,从体制上推动这一运动及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至于他成为中国篮协主席,那就是后话了。
和共同经历38年访谈的埃里克·拉克斯和伍迪·艾伦一样,14年间,是我对姚明的持续访谈。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有与其他嘉宾的多次相遇:三次采访拉加德,三次采访李敖,三次采访巩俐,三次采访张艺谋、陈凯歌、陆川,两次采访基辛格,两次采访郎平,两次采访金庸……每次的“再见”,真的是再一次相见。我有幸见证和记录他们的成长与变化,有机会从不同的视角为观众呈现更为真实立体的个人,也与受访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由于我们只能够和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度过共同的时光,只能够接触一些人,因此,亲临现场恐怕是最接近跨越人与人鸿沟的保证。在这一点上,我们直接面对的是,我们有限的生命既神圣又悲哀。”每次访谈,每次相遇,都会让我与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中的此段真挚心语产生深深的共鸣。
2015年9月24日下午,我在美国国务院采访国务卿克里(JohnKerry)。
采访地点是美国国务院的接待厅,前后四间房间是相通的,灰蓝色的墙上最醒目的,是历任国务卿的油画画像,其中,首任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画像被放在最中心的位置。我曾先后采访过的四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马德琳·奥尔布莱特、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画像也分列其间,加上约翰·克里,共五位美国国务卿接受过《杨澜访谈录》的专访。
在这些画像前踱步,我看到的不仅是一部美国的外交史,也是一部中美关系的发展史。
从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到2015年的中美高层互动,访谈四任美国国务卿,让我在提问中得以窥见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脉络,也让我找到了此次采访克里的历史坐标,那就是中国的发展已经让两国实力对比接近一个临界点,而此时的美国对华战略和心态都产生了重要变化。两国间有关网络安全、南海局势、贸易与投资协议的暗中较量,无不体现两国之间,乃至国际治理体制上的力量变化和犬牙交错的利益关系。
在采访约翰·克里开场,我迅速问了有关习主席访美、两国在网络安全和相互投资协议上可能产生的突破的问题,之后我切入真正的主题:“2015年4月,美国外交委员会年度报告中指出,鉴于中国实力日益强大,美国需要调整其对华的大战略,即从过去的支持中国发展,转而在各个领域‘平衡'中国的影响力。请问国务卿阁下是否认同这样的调整?”提问的时候,我一直在关注克里的反应,看他的眼神有没有游移,是否表现出犹豫,或斟酌其辞。都没有,他的眼神没有回避,语气中也没有犹豫,几乎立刻回答说:“美国不会调整对华大战略,中美两国卷入一场新的冷战对两国和这个世界都将是错误的。中国以其人口和幅员,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不是可能的事,而是必然的事。我们不会对此感到担心,只要大家都按照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行事……我们之间有分歧,但是更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不要让自己被推入对抗的状态,而要建立机制携手化解这些分歧。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特别是气候问题和伊核协议,整个世界都将是受益者。”
我追问:“那你觉得两国之间的互信程度比起十年前是更强了,还是减弱了?”这样选择性的提问比较有力度,对方一有躲闪,就会显露心机。而克里的回答依然直截了当:“我认为更强了。我们还在相向而行,而且,中美关系不是完全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双方都认识到通过交流合作可以增进互信……”
随着特朗普的当选,现实中的一切几乎与克里表述的战略思路条条相悖。美国政府退出了伊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协议,跟中国打起了贸易战……新一届美国政府正在破坏它曾经领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在“美国优先”的叫嚣中,各种“退群”和对抗的举动,使单边主义以极端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将“共识”粉碎。
与特朗普一同到来的是智能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与权力相关的话语权以碎片的方式在新的组织架构内集权。人类从未像今日这样容易在网络社区抱团,但共识也从来不像今天这样难以达成。
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尤其是脸书)中的人们正在打造虚拟的“门禁社会”,在这里,志趣相投的人们只会分享与自己观点相符的信息。
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则越发迎合各种偏激观点,而不是客观报道事实。这不仅是一种不幸,还是一种危险。究其原因,便是社会科学家们称为“群体极化”的现象。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当想法相近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会巩固彼此的看法。他们不仅加强了彼此的信念,还往往会在有意无意间将彼此引向更为极端的立场。[21] 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E. 瑞安在《关键提问》中进一步指出:“我们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是一种对抗两极分化和极端化的方式,因为这无异于一种寻求在某些领域达成共识的邀请。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些和他人相同的立场,尤其是与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达成共识,你就更容易将这个世界看作一个存在微妙差异的地方。至少,你不会那么容易将与你意见相左的人看作妖魔鬼怪。[22] 在我采访基辛格博士时,我曾经问他:“您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您对和平如何理解,它只是人类不断冲突的间隔吗?”他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的回答是‘不'。持久的和平有两个组成部分。
一是国家之间力量相对均衡。二是国家之间的交往遵循公平或合理的原则,也就是说,主要国家都对现状感到满意,不想通过战争来改变现状。”21世纪既是和平发展的世纪,也是冲突不断的世纪,全球化带来机遇,也颠覆了我们熟悉的环境。如何处理这两种趋势,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风波中的中美关系,从高层到民间正在寻求的新共识之路。新共识的达成,所需要的正是双方更深层的理解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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