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者之“识”
翻阅芭芭拉·沃尔特斯的《怎样与任何人谈好任何事》(How toTalk with Practically Anybody about Practically Anything),堪称一本采访方法论集萃。在这些方法的背后,是芭芭拉与不同的人群实现共情,乃至达成共识的尝试和探索。
如何与悲伤的人交流?“要仁慈,宽厚,让他们告诉你他们是多么悲催,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糟糕,不要去说服和指出他们没有什么问题,并引导谈话,去谈那些快乐时光。”
[14] 在本书中,她用了不短的篇幅谈及如何与残疾人以及残疾人亲属进行交流,“记住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仅仅是身体上有些缺陷而已。不要主动去帮助他,除非他要求。不要心里不安,谈话不要带着严肃、凄惨的语调。”
[15] 字里行间有关爱,更有爱的分寸。
外界评论芭芭拉具备“能使最内向的名人开口”的能力。也许,这种能力来自芭芭拉与智障的姐姐那种长期的、又苦又甜的关系。后来她曾充满苦涩地回忆道:“现在我们都知道她那是‘智力障碍'。可是我们小时候,人们都拿她取笑。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孤独的童年。另一方面,我清楚地看到,一个智障的孩子对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种复杂的感情,掺杂着负疚、爱怜和尴尬。多年来,我过着这么好的生活,可她没有,我的感觉很不好受。我曾说过,我和没有过痛苦的人做不成朋友。生活不总是公正的。也许,我的这种经历使我在采访中、在与人交谈的时候,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 [16] 命运的硬币两面总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符号,不安的童年带来的是对痛苦的领悟,内向的性格造就的是对人性的体察。优秀的提问者为什么具有强大的移情能力?当我的搜寻目光进入文献中的他们,从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到记者芭芭拉·沃尔特斯,他们拥有极其相似的成长背景:同样来自相对封闭的家庭环境,童年都是害羞腼腆的孤独小孩。但是,这一切特质在后天转化,孤独与内向蝶变为敏锐与自省,成为他们与外界交流的“天赋”,也成就了他们所独有的与众不同的交流方式。
不是所有的交谈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共情的发生需要双方之“识”的完美碰撞。
在自传《试镜人生:芭芭拉》中,芭芭拉·沃尔特斯与读者分享了她接受奥普拉访问中的“一个最感动的问题”:
这次采访中,我们谈了好多好多。但让我最感动的是最后一个问题。
奥普拉:成为“芭芭拉·沃尔特斯”意味着什么?
我:我不确定。我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可有时又觉得好像缺点什么。我不会煮饭,我不会开车。每当我回首过去,我经常想:那件事儿我干过吗?为什么没享受一下那种乐趣呢?我是不是干得太拼命了,没注意到那些事儿?
说到这里,我抬眼看了看奥普拉。我看见她的眼中闪着泪光。我触动了她的心弦。用不着多说什么,我们都知道自己得到了多少,又曾放弃了多少。绝大多数勤勉工作的女性都能理解我们的感受。[17] 即使是访谈风格的不同,也无法阻挡两位女性传媒人的惺惺相惜。由美妙的共情,继而达成强烈的共识,也发生在我对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访谈中。
2011年9月,我应邀来到美国旧金山,担任APEC女性与经济峰会开幕式论坛的主持。在这里,我采访了参加论坛的拉加德。
杨澜:我们很高兴您能来参加这次峰会,我知道您手头很忙。
拉加德:我很乐意。但是我想说,我很高兴能在900多位女性观众面前,接受您的采访。您自己就是一个杰出的女性,您成功的经历的确值得尊重。
访谈开始,我向拉加德致以同理心式的问候,她的回馈也体现了高情商。
杨澜:女人正在为经济变化做出大量的贡献,不只是对经济增长和恢复,还有对思考和行为方式变化的贡献。谈到我们刚刚经历的金融危机,如果有更多女性参与投资和金融领域的领导,局面会有所不同吗?
拉加德:你说得对,女性比以往扮演了更大的角色。有些领域在我看来,需要我们共同找到如何鼓励更多女性参与的途径。
现在,你特别向我提出了金融领域。是的,我相信一个在性别上更多样化、更平衡的环境会更加有助于促生一个低成本低风险的环境。
女性领导力是我始终关注,也在深入研究的论题。呼应论坛的主题“性别差距越小,国家或经济体就越繁荣越具竞争力”,调度我对女性领导力的认知,为了与对方更快地进入共情阶段,我特别聚焦拉加德所在的金融领域,向拉加德发起提问。
杨澜:你肯定厌倦了被要求对比男女不同的领导风格吧?但是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女人会带来一些新的视角和内涵,比如说她们更加包容和富有团队意识。
拉加德:不,我并不厌倦这个问题。但是它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当大部分组织里男人如此之多,而女人又如此之少的时候,你很难对比男和女。就我和男女共事的经验来看,女人会更加包容,或者你会说更加兼顾对问题的相互敌对的观点。我自己的经历表明,我们女人不只是看到事情职业的一面,还会顾及人性的一面。
谈到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拉加德还有一个独特的观点:2008年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是全球银行业被“激进而贪婪”的男性主导,缺乏女性思想与之均衡。在是否存在男女领导风格差异这个问题上,我又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引发了拉加德结合自身经历给予的个性化回答。随着我们的合作互动,访谈也实现了从“女性”到“人性”层面的共鸣。
杨澜:如果要让女孩子在成长中意识到自己的潜能,你想给她们一条什么样的讯息?
拉加德:姑娘,你能做到。
从著名国际律师事务所的首位女主席到法国首位女财政部部长,到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0多年历史上首位女总裁,之后又成为欧洲中央银行的行长,拉加德以精明的政治观点、协调各方利益的能力、果断干练的个人风格著称。最后的提问既建立在我与拉加德前两轮的互动之上,又是以拉加德女性榜样的力量而重新发起的提问。这是我与她之间的共情扩散,以实现拉加德与电视机前更广大的女性观众的共情。
当受访者进入事件和情景的回忆当中,若提问者同为“亲历者”,可以为双方的共情带来更有利的条件,即的优势所在。
何振梁是首位进入国际奥委会领导机构的中国人,曾经担任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国际奥委会执委,经历了中国体育对外交往的历次重大事件,是资深的体育外交家。在中国申奥的历程上,我有幸成为唯一两次代表北京申奥的陈述人,还作为记者、主持人参加过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与何先生一起亲历和见证了中国申奥历史上的重大时刻。
1993年9月23日,蒙特卡罗,北京第一次申奥,以两票之差与2000年夏季奥运会失之交臂。
杨澜:在您的日历上,1993年9月23日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
何振梁:93年9月23日应该讲是跟那一天的摩纳哥天气一样,下着大雨,成功离开你真的是只有一步之遥,没有成功,擦肩而过,但是你还得要强装笑容啊,很坚强地大度地去向战胜者祝贺,所以这个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杨澜:当这个结果公布的时候,因为您在台上,所以您不能够表现出自己的真实想法,那时候要控制表情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何振梁:非常困难。
杨澜:但是最后回到旅馆里,您还是哭了,是吧?
何振梁:刚回到酒店,家里的孩子就来电话了:虽然结果无法接受,爸爸,我爱你们!我的感情再也控制不住,我作为一个男子汉很少这样,我真的是号啕大哭……何先生的泪水也几乎再次让我泪目,这又让我的记忆返回到1993年。北京以两票之差落败于悉尼的时候,很多人都感到难以接受,在代表团回国的飞机上,机舱里弥漫的是一种悲伤和挫败的气氛。这时候我看到几乎一夜没睡、面色憔悴的何先生从前排一直走过来,和代表团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握手,向大家诚挚地道歉。他走到我面前,满眼都是泪水。对我说:杨澜,本来希望你来主持我们的庆功派对的,没想到让你白跑了一趟,我感到非常抱歉。这个时候,我再也忍不住眼中的泪水。我对他说:何老,我们一定还会有机会的。终于,这个机会在2001年的7月13日让我们抓住了,2008年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主办权授予——北京。
2001年,在莫斯科,我再次见到何振梁先生落泪,不过这一次的泪水,是兴奋和喜悦的泪水。
杨澜:在这次从陈述到最后结果宣布整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最激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何振梁:坦率地说,我这次心情比较平静,因为我心里比较有底,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把握嘛!至少我觉得这次成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获得这个胜利。但是当委员们一个一个上来跟我握手拥抱表示祝贺,有的人是含着眼泪,有的人是眼泪完全往下流着跟我拥抱的。我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就流下来了。
何振梁先生的两次泪水,交融着我的泪水,全体国人的泪水和喜悦。作为曾经与他一起为中国申奥呐喊的同事,我们的这份共情蕴含着共同的光荣与梦想。正如何振梁先生所言:我一直梦想着将奥运会带回中国,让我的同胞们在我的祖国,体验奥林匹克梦想永恒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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