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交际:与金融界的领导者为伍
索罗斯能够“在金融之外,决胜金融”的第二个才能,可以总结为三个字:善交际。索罗斯最突出的一个特质,也是最能解释他投资才能的特质,就是他能与国际金融界的领导者们为伍。这类人不超过2000个,分散在世界各地。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说的就是索罗斯的朋友圈。他能在灿若繁星的众多朋友中找到合适的人,向他们了解世界各地的宏观经济发展趋势。
他曾经在一天里,和一国首脑共进早餐,然后和另一国首脑共进晚餐。当然,这些领导人不会在席间透露哪一天会贬值自己的货币,或者提高利率,尤其是不会对索罗斯透露。但索罗斯有个本领,能在近距离接触这些领导人的时候,感觉到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他能把谈话内容储存在自己的记忆库里,以备他用。
有不少人都认为,作为一名投资者,和政要们周旋是不得已而为之,投资人的正道是待在交易室里做分析,或者把全天的时间都用在和经纪人谈话上。可索罗斯不这样想。他明白待在交易室里的必要,但是他也看到了离开办公室的价值:不仅是与关键决策者吃饭,还可以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
当然,不要说普通投资者了,就是大基金的经理,要请一个内阁总理来参加基金会的会议,那也几乎是难于上青天了。但索罗斯的这一才能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手握巨额财富,得以进入权贵的交际圈,还是因为他的善于交际尤其重要的是,他有本事从与各种高层人士的交际中获取潜藏的、刻意隐瞒的信息,从其他国际金融权威人士发表的看法和他们的言谈中,辨别出市场的趋势、行动和节奏。
1972年,索罗斯的一位熟人不经意间说到,根据商务部的一份未公开的报告,美国日益依赖于外国的能源。于是,索罗斯果断购入大量石油设备、煤矿公司的股票。一年后,阿拉伯国家实行原油禁运,他获得了非常可观的利润。
而另一方面,在私人生活中,索罗斯多年来又刻意把自己的社交圈建立在工作之外,他很少会和基金经理,还有华尔街的那些人成为私人朋友。
1993年,他创建了“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的人生哲学就是开放的社会,自由的思想。他喜欢认识不同的人,了解不同人的生活。
每年的新年前夕,索罗斯都会在纽约的公寓举办晚会,夏天则在他位于南安普顿的别墅里搞派对。对于索罗斯来说,这样的活动甚至比商业会议更加重要。他请的大都是政治家、哲学家、作家、诗人、艺术家,还有他的网球球友。他有意地把各个不同国家的文化精英聚在一块儿,大家在一起交流。索罗斯常常觉得商业人士很乏味,而和知识分子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们不是美国人的时候,他就感到格外愉快。
这样的聚会看似和挣钱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对索罗斯来说这绝非单纯的娱乐休闲。这样的活动,能让他的头脑积极地转动,让他学到很多东西。
在他进入日本市场前,他找专人学日语,向日本作家请教日本文学,还读了川端康成的《雪国》等好几本日本小说。再比如他到俄罗斯投资前,他和很多人聊托尔斯泰、契诃夫;到拉美之前,他会专门去认识拉美的艺术家,和他们谈马尔克斯。
特别值得说的是,他来中国之前,特意请中国学者给他上课,学唐诗宋词,了解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索罗斯得出的结论是,他最喜欢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是行动的哲学家。
“行动的哲学家”,也许这最符合索罗斯对自己的定位。
很多人对索罗斯充满了敬畏,这是自然的,因为他利用他的智慧和分析天赋,击败了几乎所有的同行。但是也有人表示怀疑,怎么有人能够通过看看公司报告、和人谈谈话、做些猜测就可以积累这么多财富?事实上,对索罗斯来说,积累财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早年更是如此。当被问及职业生涯中最让他满意的一刻时,索罗斯曾说,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刻,有的只是起起伏伏。
他说过,他真心希望别人了解他成功的原因,让公众知道他是如何思考、如何工作的。人们可以相信,索罗斯不是侥幸成功的,他可以被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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