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实验室研究
为了检验应激导致抑郁症的假设，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让参与者暴露于应激源，然后确定它是否导致了抑郁心境的增长。这种方法就叫作人类实验室研究（human laboratory study）。
这类研究已经完成了一些（见Peterson & Seligman, 1984）。实验中常用的应激源是无法解决的任务或谜题，如无法解开的字谜游戏。在这种情况下，应激的指标就是参与者暴露于无解的字谜游戏的程度。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操纵应激源，而不只是测量它们。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准确知道参与者暴露于应激源的种类和时间。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种类的应激源会导致抑郁症，我们不可能在实验室一一再现，例如在飓风中失去家园或持续的身体虐待。但我们可以创造相似的情境作为替代，即捕获现实事件的一些重要特征，如不可控制性和不可预测性。
内部效度
我们想确保实验具有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这意味着因变量的变化能够可靠地归因于我们对自变量的操纵，而不涉及其他因素。例如，参加实验并使用字谜的参与者在实验期间变得更加抑郁，或许是因为参与实验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经历，而并非因为字谜游戏无法解开。这种对内部效度的威胁基本上同样属于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第三变量问题。
为了控制第三变量，研究者设立了一个控制组（control group，也译作对照组）或控制条件，控制组与实验组成员有着所有相同的经历，只是他们没有接受关键的操纵，在我们的例子中，是指作为应激源的无法解开的字谜游戏。我们可以给予控制组成员类似但可以破解的字谜游戏。因此，控制组的经历与另一组——实验组（experimental group）或实验条件完全相同，除了给予他们的不是无法破解的字谜游戏。
如果实验组（被给予无法破解的字谜游戏）与对照组（被给予可以破解的字谜游戏）参与者在实验开始前存在重大差异，就会产生另一个对内部效度的威胁。如果存在上述差异，那么我们就无法确定因变量的变化是否来自对自变量的操纵。因此，内部效度要求随机分配（random assignment）；就是说，每个参与者被分在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机会均等。研究者常常使用随机数表对参与者进行分组。
内部效度面临的另一个威胁是存在需求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即导致参与者猜出研究的目的并相应调整其行为的情况。例如，如果我们对抑郁的测量过于明显，参与者可能会猜测我们正在检验的假设。为了避免出现需求特征，我们可以使用更巧妙的测量手段，将其混在其他测试中，以掩盖真正的研究目的。其他这些测试常被称为填充测试。研究者还经常使用掩饰性故事：向参与者讲述一个虚假的故事，防止他们猜出实验的真正目的并据此调整其行为。实验结束后，应向参与者事后解释他们在研究中受到的欺骗以及研究的真正目的。
如果参与者预先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组，那么他们在实验中的行为就会受到影响。类似地，如果主试知道参与者处于哪个条件下，他们可能会无意地做出一些行为，从而影响参与者对操纵的反应。为了减少这些需求特征，不论是参与者还是与参与者进行交流的主试，都应该对参与者所处的是实验条件还是控制条件不知情。这种情况被称为双盲实验（double-blind experiment）。
我们设置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以确保研究的内部效度：参与者的随机抽样和随机分配，以及参与者和主试均对参与者所处条件不知情。现在可以进行研究了。对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后，我们发现就像预想的一样，与被给予可破解字谜游戏的参与者相比，被给予无法破解字谜游戏的参与者的抑郁心境增长得更多。
根据这项研究，针对我们的抑郁观点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实验控制帮助我们排除了第三变量的影响，因此我们相对确信是不可控制的应激源导致了实验组抑郁水平的提高。由此，我们可以说假设得到了支持，与未暴露于不可控应激的人相比，暴露于不可控应激的人表现出更多的抑郁心境。
人类实验室研究的评价
人类实验室研究的主要优点是控制。与其他以人为对象的研究相比，研究者对第三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控制力度更大。
然而，人类实验室研究也有不足之处。因为我们不确定研究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实验室之外发生的事情，因此它们的外部效度较低。暴露在无法破解字谜游戏中能与在现实生活中经受重大的、不可控制的应激源（如所爱之人的死亡）相提并论吗？显然这两种经历在严重程度上存在差异，但这是唯一的重大差异吗？类似地，研究中参与者抑郁心境的增长（可能是轻微的）能否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人发展出极其严重的、使人无法正常活动的抑郁症状呢？这样的实验研究已经受到批评，因为这些研究结果缺乏可推广性，不能应用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严重心理病态。
除了提到的可推广性问题之外，人类实验室研究有时还会涉及严重的伦理问题。故意诱发人类的痛苦，即使是轻微的痛苦，是否也符合伦理呢？对于这个问题或许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