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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70年: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带来的人类变革

从独享到分享

我们划分独享和分享的界限,是从富足性这一点出发的。在贫乏的状态下,人们习惯于独享;而在富足的状态下,分享才会发生。独享和分享发生在每一种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在物质资源方面表现出来的是独享和分享的长期共存。比如在中东地区,淡水是最为稀缺的资源,每个国家都会修建各种设施将其保护起来;而在淡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水的分享和独享共存的最经典的例子出现在世界第一大河尼罗河。尼罗河发源自雨水丰富的东非高原,那里丰富的雨水孕育了繁茂的热带雨林,尼罗河流经干旱的埃及注入地中海,在尼罗河上修建的水利工程多集中在下游段的苏丹和埃及,埃及境内有著名的阿斯旺水坝(直到中国的三峡建成之前,阿斯旺水坝一直是世界最大水利工程),以及苏丹的杰贝勒奥利亚水坝,当然还有大大小小的水闸引水渠等。这样密集地修建水利工程其实体现的是一种资源稀缺时的独享,水流丰沛的尼罗河上游国家多年以来在水资源上的态度从来都是分享。

我们刚刚提到,从独享到分享需要走过一条从贫乏到富足的道路。在这一点上,自由信息做到了。自互联网出现之后,“复制”极大地加速了信息的生产,在人们参与热情的驱动下,信息极大地丰富起来。在前文中,尽管缺少确切的数据,但我们还是以数学的方式大致推论了当前互联网信息的容量。如果几年之前说信息爆炸还有一些概念上的夸张,那么现在这完全是一种保守式的表达。我想大多数人都还有类似的记忆,在几年之前,我们习惯于从网上下载资料、电影和音乐,尽管这些内容可以在网上阅览,但我们还是喜欢存到本地的硬盘中。从个人心理角度考虑,保存是对稀缺资源的一种态度。而现在,我们就不会再这么做,这其中当然有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便利,但更重要的是,信息的丰富程度已经让这种资源一步跨入了富足。

在信息富足的数字世界里,数字人外向型地把分享作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在网络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分享体现出了一种合作的姿态,这可能会对原有社会的组织和商业产生不小的挑战。互联网是节点和节点之间的互联,人借助于终端接入网络,从而实现人与人的互联,这在以往的大众传播环境下是难以想象的进步。大众传播的方式是信息一对多的推送,推送的到达率也非常不稳定。最常见的大众传播就是高音广播,这种方式方向单一且效果很受环境影响。而互联网几乎解决了传统大众传播未能解决的问题,比如传播反馈、社群自组织等。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富足让人们学会了新的行为方式——分享,分享和去中心化的文化伴随着互联网的流行而流行。在这种情景下,人被自发地组织起来,行为上从原来的个人行为转向趋集体行为,意识上从原来的个人思考转向集体思考。这种变化,其实带来的是社会创新形式的根本变革。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创新是一项专门的工作,是需要专职从事的。当然,非专职从事创新的人也可以参与,稍有成果的人即会被人刮目相看,比如我们常在新闻联播上看到有创新精神的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技术改造给国家省了一大笔钱。这种公示性的礼遇恰恰说明了社会对普遍创新的期待之低。而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则是普遍的,而且越来越普遍,任何一个人随时可以产生一个想法,然后通过互联网的知识检索弥补自己的知识不足,接着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大卖场或者直接从互联网上买到相关的设备,最后在自己家储物室或者小庭院里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在这场开放的全民创新中,最重要的就是分享,从知识分享到供给品的分享,如果没有场地还有空间可以分享,这种跨领域、跨学科、跨文化的合作创新是兼具趣味性和经济性的。近几年,在中国创新精神强劲的城市,比如北京、深圳,处处都在上演上述的创新游戏。事实上,仅仅通过分享精神和一点点热情已经可以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比如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再也不能在自己的业界霸主地位上高枕无忧了。因为有一帮兴趣相投的程序员自发地组织起来研制了一个开源的操作系统Linux,目前Linux已经是除了微软的Windows和苹果的OSX之外的第三大操作系统,而且用户量仍有稳健上升的趋势。

在经济方面,这种具有草根精神的经济组织形式正在颠覆具有森严等级的大型组织。Linux的成功只是一个缩影,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更多的颠覆会延伸到实体经济领域。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互联网所促成的大众参与格局的形成,大众参与的组织形式较以往的组织更加灵活、适应力更强,或者说至少这种组织是将效率低下的等级制度决心抛弃的一种组织形态。以分享和合作为基础的组织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都更加生机勃勃,这不仅体现在效率和灵活度上,其创新力带来的增量也是非常惊人的。如今成熟互联网公司的内部创业,就是这种组织形式的极好体现,比如我们天天在使用的微信就是内部创业的结果。

伴随着等级的弱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扁平化,以及点对点传播的普及,社会中原有的中心正在被取代,这些中心是以往社会运行的大型节点,而这些节点可能是银行、可能是超级市场、可能是学校,也可能是书店音像店等。互联网出现之后,人们似乎在庆幸以后做事情再也不用通过“中介”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至今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说明人类有能力摆脱中介。首批作者入驻亚马逊的时候,满心想的是以后再也不用跟出版商分享自己的出版收入了,其实亚马逊在抛出这个概念的时候,贝索斯早已做好了让亚马逊成为最大图书中介的准备;当阿里巴巴还没有现在这么成功的时候,马云说在网上做生意可以减少中间环节、减少成本,不用再为房东打工,而是真正为自己创业,可事实上,现在我们都能看到,马云所说的电子商务总量没减少什么中间环节,店主们也没省多少费用,阿里巴巴和淘宝大笔地收着类似房租的广告费,自身成为了超大的中介,而马云自己最早明确说过对中介的痛恨。但是好在自由开放是写进互联网基因里的价值观,互联网本质上对中心化是排斥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的操作下,中心一次次地形成又一次次地瓦解,并被新的中心替代。这就像传统中国对历史的看法“凡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心短暂的立足必将被另一个中心所替代。

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因为分享的存在而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由此产生了很多看似“矛盾”的新称谓,比如生产型消费者和消费性生产者,产生生产和消费集于一身的情况,这实则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现象。如果我们把线上的世界认定为一个社会的话,在这个社会里活动人兼具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那这基本就实现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非异化劳动的美好愿景,只不过马克思想象那将出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而我们今天还只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广大的世界诸国还在更低层次的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想象中的非异化劳动,简言之就是人们最终将摆脱奴隶化的劳动,兼具多种社会劳动技能,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劳动。这也就意味着,那时候的人们可以上午做白领,中午做厨师,下午做老师,晚上当作家,这并不是平常忙碌的一天,这些劳动可以随个人意愿和心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也可以不做。我们认为马克思对“无异化劳动者”的想象是基于当时贵族和有钱人的生活节奏展开的,只是给这些“悠闲”的人赋予了更多劳动技能而已。可是今天,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完全可以实现这样的生活。

互联网教会了大家分享,于是大家开始试着分享,信息富足时人们分享信息,生活资源富足时人们分享生活资源。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这种趋势已经形成。Uber从拼车开始在全球掀起了一场被称为分享经济的狂潮,当然我们看到Uber首先出现在美国,这主要依赖于美国长期积累下来的搭车文化。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搭车走遍全国,至今美国西部各州的公路上仍会有一条名叫“car pool”的车道,其功能类似我们国内的潮汐车道。这条车道只有那些载有乘客的乘用车可以走,也就是说车上除了驾驶员之外至少还得有一名乘客。这条车道通常车很少,因为美国人均汽车保有量大,大家都会驾车出行,所以有的驾驶员为了能上car pool会很乐意多载一位乘客。若汽车没有在19世纪早期被福特普及到美国家庭,这种汽车资源富足的局面就不会出现,当然也不会有美国的搭车文化,自然也不会有Uber。

我们国内唯一能跟Uber竞争的滴滴出行,尽管瞄准的市场都是相同的,但是明显不属于一个品类。Uber一上来就是从拼车入手,而滴滴出行经历了从出租车到专车,再到狙击式推出类Uber业务的快车,且一直到快车为止,滴滴才真正瞄准了Uber的蛋糕。可以想象,如果善于山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上来就复制一个中国版Uber,那可能就是被称为忽略国情的失败例子。时至今日,Uber在中国的多数二三线城市仍未开展业务,因为汽车只有在一线和某些大型城市才是富足到可以被分享的资源。分享经济需要资源的富足,这是个大前提。Airbnb是另一个分享经济的先锋公司,它企图利用家庭的客厅来颠覆传统的酒店生意。当然Airbnb做得不错,但并没有Uber成功。其实住和行作为人最基础的需要,其权重是不相上下的,但两家公司之间的估值差距仍然很大。衣食住行是人最基本的四大需求,这四项中只有行是可以服务标准化的,因为它只牵涉一个主要指标,就是安全地从A地到B地。但衣食住三项是极其个性化的需求,每个人有丰富的个性主张,而如果一一满足这些个性主张,将是违反边际效应的。所以,尽管Uber和Airbnb在商业模式上类似,也瞄准了人的基础需求市场,但从纯生意的角度来说,Uber还是更胜一筹。在一次“21世纪资本主义论”的研讨会上,我无意谈到一个看法,我说,19世纪早期的劳动力方式是令人怀念的,那时候的人没有今天所谓的“正式工作”,他们只会在有“活儿”的时候才出门工作,平时并不用按时去上班。现在有几位学者从劳动保护的角度反驳了我的看法,当然我很认同这一点,因为我怀念的19世纪的劳动力方式应该是基于当前完善的劳动保护的前提,所以造成了误会。但作为一个参与社会生产的劳动力,没人不想回到19世纪,那样我们就不会被束缚在一个所谓的工作岗位上,个人选择将更加灵活,并且这是在让我们实现无异化劳动者的梦想。在物质资源不丰富的时候,我们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确立了今天习以为常的劳动关系,但这确实是阻止人们向更高理想迈进的束缚,也是不符合分享精神和物质丰富趋势的陈旧制度,我想应该适时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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